夫民神之主也翻译

8.09 子曰:“民可使由之①,不可使知之②。”

【注释】

①由之:

由,从,跟从,追随,可引申为效法,模仿;之指为政者的行为。由之的确切涵义是上行下效,也即身教。

②知之:

知:告知,训导;之指为政者的言语或命令。知之的确切涵义是宣传灌输,也即言教。

翻译

夫民神之主也翻译  第1张

孔老师说:“推行教化,只有领导率先垂范的方式对老百姓才有效,讲大道理并没什么卵用。”

【辨析】

后人对本章之误读,既有语法上的误判,也有义理上的误会。先梳理一下语法,也许就可以把历来的各种谬论清洗掉大部分。

历来几乎所有注家均把“可使由之”看作“可使之由”,把“不可使知之”看作“不可使之知”,这是致误的主要根由。

如朱子《集注》说:“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又引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

今人大多依旧沿习了同样的错误,如杨伯峻把这句话翻译为:“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

以上古今主流见解均在语法上翻车(杨伯峻号称古汉语语法的头等专家,也不能幸免),“可使由之”绝不可等同“可使之由”。之所以犯上述语法错误,根子在于他们完全没有理会“可使”一词在先秦古汉语中的特定意义,把“可使”与“可使之”混同,忽视了“可使”句式在先秦时代有其特殊的惯常用法和确定涵义。

释“可使”

本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因不同的句读而有不同的解释,成为聚讼纷纭的一大疑案。

一般把本章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清人宦懋庸认为原文应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并解释说,对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而所不可者亦使共知之。”(见《论语稽》)此说经梁启超推阐传播,影响甚大。如此一来,孔夫子隐然变身为民权分子。

除此之外,今人热衷玩文字游戏,又提出若干脑洞大开的新句读方式,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如:民可使,由之不可,知之。又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等等。

很遗憾,以上“发明”都难以成立,因为于文法不合。问题都出在对“可使”一词和“可使”句式的理解不当上面。

按,“可使”为合成词,不宜拆开来解读。今人大多在“可”字上做文章,无论是把“可”解为应该、能够,还是认可,都是用错了力,“可使”在古汉语中有其固定用法和特定意义,此其一。

其二,“可使”句式亦有其特定内涵,与“可使之”意思完全不同。“可使”约略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使得”、“得以”等,仅表示因为有某种情况存在或发生,使得另外一种情况随之而来,此语带有因之或于是的意涵,而并不包括命令、要求或接受、服从等意义,而“可使之”才带有指派、任使的意思。

我们先来看《论语》中的语例:

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公冶长》

“雍也可使南面。”——《雍也》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雍也》

按,以上各句中的“可使”决不可拆开来理解,否则不成文辞。上述各句的主语均为某人,“可使”的特定涵义为,该人德或才很出众,足以胜任某个职位或角色。换言之,德与才是理由和根据,位与名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和进步。“可使”一词正代表着此种内在逻辑关系之成立。

例如“雍也可使南面”句中的“可使”,决不能理解为“可以使他”。请注意,原文为“可使南面”而并非“可使之南面”,“使之”是命令的意思,而“可使”并不含有指使或任使的意思,南面为君岂是随意任命、委派的?这个“可使南面”只能译解为冉雍堪当大位,这是对其德行的极端赞许,而并非真的要委任或推举。同理,“仲由可使从政乎”也不能翻译为“可以让仲由从政吗”,此“可使”是胜任的意思,故本句只能译为“仲由从政够格吗”,所以孔子才回应“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意思是,当然够格,因为他很果决。

顺便说一句,如果“可使”后面不带宾语,那么“使”的特定涵义是出使,“可使”即是做使者,办外交。《左传》中此类句例甚多,可参看。所以,那种“民可使,由之”之类的句读方式文理不通,难以信从。

本章“民可使由之”的主语为“民”,与上述各例不同,相对应地,“可使”一词的涵义也略有变化。我们来看其他先秦典籍中的语例:

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论贤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税敛,毋苟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管子·五辅》

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

按,上引各句中“可使”一词的涵义为,君主采取某种政策或实施某种行为,则必然引发或导致“民”的某种变化。换言之,在君民关系上,君主居于主动地位,而民众处在被动状态;君主的管理行为是因,民众的状态是果。“可使”一词清晣揭示出此种因果关系。

夫民神之主也翻译  第2张

由此可以判断,在先秦古汉语中,“可使”一词的通常用法是:1,连接A和B两个行为或状态,“可使”表示着A和B不但有先后之分,而且A是B得以发生的成因;2,在A和B的关系中,A为主导,因此在“可使”句式中,前面的A才是言说的重点,着力的重心。

回到本章,在“民可使由之”的语境下,“由(从)之”同样应该视为一种在民众身上发生的结果或成效,但问题是,孔老师并没有明白揭示成因为何(正如“雍也可使南面”一句没有提及为何“可使南面”一样),正是由于此种成因的缺失,才造成后世及今的种种误读。

“可使”的真实意义是,民众之所以“由之”,也即跟从效法,并非出于统治者的强制或教诲,而是运用和实践上行下效这一基本原理的直接成果。子曾经曰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又曰过:“上好礼, *** 易使也。”所谓“不令而行”或“民易使”,即是“由之”;所谓“其身正”或“上好礼”,即是“为政以德”。完全有理由推断,正是因为“为政以德”,也即统治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才带动、引发了民众“由之”的效验。并且,百姓“由之”的行为,完全是自然而然的,甚至是心甘情愿的,此之谓德化,也即身教。

换言之,“由之”是德化之功的体现,而“可使”一语背后已经隐含或内置了“为政以德”的意义,有此德,方有此化。明了这一层意思,才能体会孔老师真正想表达的观念是,只有身教的方式,才会对民众发生实际的影响和作用。而“不可使知之”的准确涵义是,无论你花多大力气费多少口舌去启发诱导,灌输宣讲,人民都不会信服。“不可使”意味着言教这种方式不发生效用,带不来民众道德的提升,也无法实现和谐的社会和良好的政治。

宋元去孔子时代已远,中古汉语在语法和词义上与先秦古汉语相比,变化甚大,宋儒习惯于以中古汉语的普通义释解先秦古汉语,错谬比比皆是,更不要说今人离先秦更远,以现代汉语的的语言习惯套用到古人头上,想当然式的臆解更是层出不穷,宁不慎乎?

【绎读】

由孔子的内在思想理路看“由之”和“知之”:

本章可能是孔子被误解最深的一句话,就因为这句话,孔老师被贴上愚民的标签,被打入粪坑。我的疑惑是,如果孔子抱定愚民的想法,他为什么还要办学?门下弟子三千,有名有姓的学生中除了二三个属于贵族,其他都是平民出身。孔子终身以教书育人传道授业为职志,做的正是普及文化启蒙大众的事业,说一个秉持“有教无类”宗旨的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愚民,这很不科学!

还是因为这句话,孔老师又被贬斥为鄙视带动人民,这个评语更是与孔子一贯思想相冲突。“仁者爱人”乃孔子的根本主张,他不但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看作是统治者的更高目标,而且把“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奉为管理者的职业伦理,何来鄙视民众的说法?非但不鄙视,原始儒家甚至认为民的重要性超过君,民的优先性超过神。《礼记·表记》:“子曰:‘虽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是以上不渎于民,下不亵于上。’”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左传 · 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爱民,敬民,养民,惠民等等民本思想,是原始儒家之共识,说其他思想派别如道家法家有鄙视劳动人民之嫌也许合乎实际,这样一个屎盆子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扣到孔子和原始儒家头上。

既如此,就要重新端详本章文义,看前人的解说是否有误。语法辨析如上,下面再从义理方面从头梳理孔子思想的基本逻辑。并非刻意做翻案文章,总要摆明证据,以理服人,那个理就来自孔老师自己的底层思想,内在理路。

要想说明白这一章,先得看另外一章: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

子贡还曾经抱怨:“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篇)他又当面问老师,您如果不讲,我们如何把握和继承呢?孔老师反问:老天说什么了吗?啥也没说,我们只看到四时不停歇地运行,万物咔咔生长,有必要说吗?老天爷一句话不说我们不也懂了吗?

又《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孔子主张无言之教,认为徒托“空言”,远不如“见之于行事”更为“深切著明”,愚以为这是《论语》中的基石命题之一,也是孔子的底层思想或者精神源代码的重要内涵。

孟子持同样的见解:

“‘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已矣。’”(《万章上》)

孔孟的开示中有以下几点特别值得注意:一,天无言,上天通过垂象而垂教,或曰以身示言,以行为教,天道因此而呈现或显示。二,既然天道是呈现出来的而非言说出来的,那么人接受天道的方式就应该是体认而非思维,是观看而非倾听。三,上天是更好的榜样,上天传道的方式也应该是人学习模仿参照的对象,故身教重于言教,无言之教才是更高的真理。

所谓无言之教,即是“以行与事示之”,也即身教。在日常行为处事中贯彻自己的主张和观念,由此树立典范仪型,以供弟子,属下或大众师从效法,此之谓身教。我一再申说的孔氏之一定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实背后的核心观念就是身教。

俗语说言传身教,似乎两者是同等并列,但在孔老师看来,不但行胜于言,身教重于言教,甚至言传或言教可有可无,身教就足够了。他老人家毫不掩饰地讨厌佞,更一再申说“敏于行而慎于言”,又说“刚毅木讷近仁”,并揭示仁者的特性为“其言也讱”,凡此种种,我们有理由推知,也许孔老师心里确立了一种基本信念:只有行动才能显现或传达道理,言说无法承载或实现价值。

孔子向曾子和子贡都曾经传授过“吾道一以贯之”的真经,所谓“贯之”,即是行之,表层意思是,我所主张的道,我全都实行了,潜在的深意是,你们不必听我说什么,从我之行与事就可以清晰了解和把握吾之道,孔子所表达的正是以行为教或以事示教的根本主张,也即身教重于言教。

《论语》中还有一章书也是讲身教的主题: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

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其实就是抱怨孔老师对“性与天道”之类的大问题“隐”而不谈,同样可以把上引一章内容看作是孔子对子贡的抱怨的直接回应。弟子们总觉得有些问题老师没讲过,似乎孔子有意留一手,孔老师辩称自己不但“无隐乎尔”,而且以“无行而不与二三子”的方式把自己的思想完整地、清晰地、毫无保留地呈现给弟子们了!只不过传授的方式不是通过言传,而是通过身教,看我如何行事,就能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我的思想和主张是什么。

明乎夫子“无言之教”的根本观念和底层思想,再来看本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意涵,就可以豁然开朗,而不至于堕入五里云雾之中。“由之”即从之,从意为跟从效仿,“可使由之”其实就是行身教;“知之”意为宣传开导,“可使知之”其实就是行言教。这句话历来被误读为孔子的愚民思想,可以说完全不着边际,孔子不过是想说,对老百姓来说,你跟他讲一通大道理其实没什么卵用,只有率先垂范,以行示教,老百姓才会信服你,跟随你。仍然是宣示身教重于言教的基本观念或坚定信念,如此而已。

让我们再读一遍孔子这句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此为天之行,上天以行示教,人通过天之行感受并把握到天之德与道,依循天道而行,是谓“民可使由之”。“天何言哉?”上天一言不发,行无言之教,孔老师说“予欲无言”,同样要行无言之教,是谓“不可使知之”。

或问:孔老师这番开示子贡听懂了吗?当然懂了!何以见得呢?子贡有一句特别牛B的话:“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子张》)用一句话可以概括子贡的体会:道以人显。这个“人”,应该主要不是指人之言语,而重点在于人之德行。既然道以人显,那么修道的方式就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就是接受身教,以人为师。所以子贡的结论是: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所以孔老师自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顺便说一句,历代注家在解说“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那章书时,众口一辞说“不可得而闻”的原因是子贡资质不够,然后附会一通“因材施教”的基本原理,说孔老师之所以不讲,是因为“性与天道”的学问太高深,怕讲了学生们听不懂。试问:孔门之中论天资聪明,有谁超过子贡?如果连子贡都嫌太笨,那世间还有谁有资格听得懂“性与天道”的道理?此真滑稽荒唐之极!在我看来,古今注疏中充斥着的这类陈辞滥调,其解释效力为零,连孔老师的脚后跟都摸不到。在孔老师的意识和观念中,因为上天以行示教,因为道以人显,所以“性与天道”无关言说,所以孔子不讲,弟子们“不可得而闻”。身教重于言教,这既是“不可得而闻”背后的基本观念,也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命题的底层逻辑。

由身教的原理,可以推导出另外一条原则或纲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在孔子看来,良好政治的起点或关键在于为政者的模范带头作用。为政者能够做到正己,就可以不令而行,上行下效,使天下人都归于正道。《论语》中此类关于榜样的论述有数十条之多,不备举。

所以孔子断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篇)正象风行草上草必倒伏一样,君子以身作则,以行示教,那么人民群众自然就会信从效法。好的政治,好的社会,就是这样炼成的。此即榜样的力量,身教的意义,也是德治的根基,教化的途径。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必如是解才切合夫子之道,也才与孔老师之行状匹配。千年障蔽,一朝冰释,倒在孔老师身上的脏水,早该洗涮掉,以愚民之说污名化孔子,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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