徙戎论标题的翻译

(郑重申明:本人坚决拥护我国的民族政策、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本文只是根据史料,对1700年前的那场中原王朝大事件进行分析,别无他意,不接受任何恶意中伤、揣测。)

我们都知道,由于内部的“八王之乱”,西晋朝廷失去了对境内及周边的少数民族的控制,最终被匈奴人所灭。中原“衣冠南渡”后,北方大地则沦入“五胡乱华”的连年混战乱局,中原从此被战争和杀戮割裂近三百年。

但大乱未起时,西晋王朝内部的有识之士曾多次提出对少数民族的管控问题,并拟订了解决方案,其中以公元299年江统的《徙戎论》最尖锐、系统而又具可操作性。在下文,我们先了解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再对这篇先见之言进行分析。

时代背景:被西晋统治者无视的少数民族问题

公元265年底西晋王朝建立后,除了外敌东吴外,晋武帝司马炎还面临着一个敌人:境内的少数民族动乱。

公元270年,由于河陇地区连年大旱, *** 镇抚不力,河西鲜卑族在秃发树机能的率领下起兵反抗,叛军势头愈演愈烈,不久后攻陷凉州;

公元271年初,依附于中原的匈奴右贤王刘猛叛逃并攻打并州,北方的大批胡人同时起兵,甚至与秃发树技能联合抗衡朝廷军队,直到第二年,晋王朝才将这股力量镇压;

公元272年,益州的白马胡人作乱,其后被王濬平定。

直至公元279年底,依靠马隆出奇兵,西晋才彻底平定了西北鲜卑之乱。第二年,司马炎一鼓作气灭掉东吴,三国成为了历史。在这一朝野空前团结之际,侍御史郭钦建议携平吴之余威,将依附于境内的羌、胡(主要指匈奴)、鲜卑、氐等“戎狄”迁回故地,以防今后中原有变时,这些外族趁机起事。但此时正志得意满、风光无限的司马炎“好了伤疤忘了疼”,拒绝了此提议。

徙戎论标题的翻译  第1张

然而旧的隐患尚未厘清、新的不安定因素再度加入:第二年,辽西鲜卑慕容氏开始寇边,在东夷校尉何龛的打压下,公元289年,其首领慕容廆请降,被封为鲜卑都督,东北方向的鲜卑族也被纳入了西晋王朝旗下。同年底,司马炎还任命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后者虽为匈奴人,但接受了良好的汉文化教育,他在北地“轻财好施、倾心接物”,不仅将各股匈奴人团结在自己麾下,甚至连幽、冀的 *** 名家大儒也前往依附。(鲜卑都督、匈奴都尉,都是西晋“以夷制夷”的官职)

公元290年,极意声色犬马而染病的晋武帝司马炎驾崩,留下了昏庸的接班人、 *** 的儿媳妇、拥兵窥权的藩王、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朝野,当然还有蠢蠢欲动的内附少数民族。

第二年,在皇后贾南风的挑拨下,淮南王司马亮诛杀辅政大臣杨俊;没过几个月,他自己也被弟弟楚王司马玮所杀;但后者随即又被贾南风除掉,凑名昭著的“八王之乱”大戏正式拉开了大幕。与此同时,之前暂时平息的少数民族问题再度浮出水面。

公元294年,匈奴人郝散造反,被地方官兵所杀;公元296年夏,郝散之弟郝度元再度起兵;关中地区的氐、羌一同起事,氐族首领齐万年甚至自立为帝;12月,另一支氐人杨氏在仇池自封右贤王。同时,由于连年灾害,大量饥民涌入益州,巴氏氐人李特趁势大肆收买人心,雄心勃勃的意图建立一番功业。

而负责讨乱的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彤毫无作为,乱兵愈演愈烈。直到299年初,朝廷撤回藩王、换上孟观,才终于讨灭齐万年一党。正是此时,太子洗马(辅佐太子的官员)江统递交了《徙戎论》,鉴于“戎、狄乱华,宜早绝其源”,他建议尽早解决少数民族问题。虽然其提出的应对办法与郭钦一致,但他首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故而极具历史价值。

针砭时弊的《徙戎论》:如何有效避免更大动乱的产生

夫夷、蛮、戎、狄,地在要荒,......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当其强也,以汉之高祖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单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

戎、狄,是先秦时起,华夏对西方和北方的非华夏部落的统称,此文中则是指发源于西部的氐、羌,以及北方的匈奴、鲜卑等(羯族当时还是不成气候的小部族)。首段里,江统重点总结了他对戎狄性格的理解:贪婪、凶残好斗,毫无华夏族的仁义道德可言;并且他们欺软怕硬,见风使舵。当中原王朝强大时,他们就摇尾乞怜般顺从;而当中原式微或动乱之际,他们不但毫无臣子的扶助之心,反而落井下石、烧杀掳掠。

徙戎论标题的翻译  第2张

为了加以佐证,他列举了两方面的例子:当初匈奴强盛之时,对中原王朝极尽羞辱之能事,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被围白登、公元前158年汉文帝不得不亲临霸上应对匈奴大兵压境;而在被西汉持续打击上百年后,衰落的匈奴人不得不向汉宣帝称臣,甚至在其后汉朝走下坡路之际,他们仍低眉顺目,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自身足够弱小。

因此,江统认为,古代的有道帝王,对待外族的措施是把他们隔离在疆域之外、严加防备,不管对方持任何态度,“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

及至周室失统,诸侯专征,封疆不固,而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自是四夷交侵,与中国错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达,攘胡走越,当是时,中国无复四夷也

这里主要讲的是,在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弥补战争对人口的巨大消耗,纷纷吸纳周边少数民族、为己所用,正是从那个时候,华夏族开始与所谓的蛮夷混住。直到秦始皇一统六合后,派大军北驱匈奴、南征百越,才再度将少数民族驱赶至故地。

对这一段的观点,笔者并不完全认同。战国时期的赵国胡服骑射、秦国兼并西戎、楚越等开发江南,这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向,也是中原开拓生存空间、促进民族融合的必然之举,不应被视为反常行为。

汉建武中,马援...讨叛羌,徙其馀种于关中...且苦 *** 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乱...十年之中,夷、夏俱敝...自此之后,馀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中世之寇,惟此为大。魏兴之初...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州,欲以弱寇强国,扞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敝矣

而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陇西太守马援讨平之前趁乱入侵河西一带的羌族后,为了易于控制,将顺从的羌人安置在关中地区与 *** 混住。然而随着其人口繁衍,加上长期被部分 *** 欺辱,自汉安帝时期,羌族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反叛,虽然在任尚、马贤等名将的努力下,暂时平定了这一动乱,但东汉朝廷也元气大伤。其后,东汉一直未能解决这一痼疾,羌族的间歇性叛乱伴随着东汉直至灭亡(马援的后代马腾,以及董卓等人就是在平羌战争中成长起来的)。

而在三国时期,曹操将原居住于武都的氐族迁徙至秦州(甘肃省东南部,当时是曹魏对峙蜀汉政权的前线),利用他们来对抗蜀汉政权。这在当时自然能极大缓解中原百姓肩负的压力,但仅为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若将其视为常态,则将会危及后世。

江统的这段话,指出了当时困扰西晋王朝西部边陲的羌、氐两大部族问题的来源。但这里也点出了这两个少数民族为何屡屡反叛的原因:苦 *** 侵之。无论是东汉时期的羌人反叛,还是西晋时鲜卑秃发氏、羌氐发难,其诱因都是朝廷官员统御无法,要么放任官吏侵暴、鱼肉少民,要么在天灾之际救援不力,对百姓的苦难视若无睹;而少数民族中的野心家,往往趁势煽动叛乱,最终双方只能兵戈相向。

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抚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矣。

这一段是《徙戎论》的核心:京畿重地,不应该安置如此大量的异族;加上中原人向来对他们轻辱,其内心的怨恨已深入骨髓,若双方强弱易位,必定会爆发大规模的灾难。因此,更佳的方案,莫过于将危机扼杀在萌芽之中。于今之计,不若趁着西晋兵力最强盛之时,将关中的羌、氐族人迁回至故地;为了保证这一举措的顺利实施,建议朝廷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差旅所需,并且在其故地为他们创造足够的繁衍生息条件。如此恩、威并施之下,将羌、氐与中原 *** 隔离开来,即使对方再生事件,也不会对中原造成太大的危害。

江统再次指出,少数民族的背叛,与他们长期受到的欺压、歧视性对待相关联;但若想让他们彻底融入中原,千年来在民间形成的“华夷有别”这一关就过不了,更别说如何保证每一位地方官员都能做到不欺辱、压榨文明程度落后的这些少数民族。因此,只有一个更具可操作性的办法:隔离,以武力为后盾,以财力为支撑,将这些少民迁回旧地。

不得不说,这一思路虽然有封闭主义之嫌,但也不失为消除潜在危机的权宜之计。若统治者无法在政策和国民待遇上妥善安抚少数民族,那么将这样一群心怀愤恨而又日益繁衍壮大的敌人置于卧榻之侧,其后却想悍然安睡,无异于痴心妄想。

难者曰:氐寇新平,关中饥疫,百姓悉苦,咸望宁息...答曰:子以今者群氐为尚挟馀资,悔恶反善,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将势穷道尽,智力俱困,惧我兵诛以至于此乎?曰:无有馀力,势穷道尽故也。然则我能制其短长之命,而令其进退由己矣...且关中之人百馀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若有穷乏,糁粒不继者,故当倾关中之谷...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疾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

这一段是算形势与经济账。当时齐万年被杀,氐族叛乱暂时被平息,当这并不意味着氐人对西晋已经心服口服,他们只是迫于武力镇压、面临穷途末路,不得不暂时低头而已;而在眼下对方实力最弱之际,朝廷不应该自得意满,更应该以兵威促使对方返回故地。

至于遣送他们所需的粮食是一笔巨大的经济开销?当时关中的百万之众中,少数民族已占一半;若发生饥荒、水旱灾害,赈济他们所需的粮食堪称一笔天文数字。如此即使花费观众一半的粮食,但能免去长久的消耗,可谓一笔极划算的方案。

江统之所以长篇大论阐述上述观点,应该是当时朝野许多人以经济代价为由,反对遣返羌、氐。但鉴于当时关中地区时常爆发自然灾难,并且往往由于朝廷赈灾不力激发叛乱的现实来看,江统所言,时为着眼于长远、舍小利而谋大局的政治家眼光。如他紧接着所言:“若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非所谓能创业垂统,谋及子孙者也”。

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发于穀远。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

这一段讲的是北地的匈奴人。当初曹操将归附于东汉的南匈奴人移居并州(山西一带),为了避免其势力强大,将其分为五部、分而治之。由于当初匈奴与汉朝皇室和亲,他们因此自称汉庭外孙,统一改姓刘。而现在这一安分了上百年的外族也越来越不老实,前有刘猛之叛,今有郝氏作乱;况且匈奴五部人马人口滋盛,远超羌、氐(也就是超过了50万人);况且他们天生弓马娴熟、彪悍善战,如果发起大规模的反叛,将会给中原带来致命打击。

江统可谓点出了当时西晋王朝的更大威胁。当时匈奴人虽整体反叛动作比不上氐、羌,但其隐藏的强悍实力,可谓一颗最强劲的潜在炸弹。更可怕的是,朝廷执政者毫无政治危机感,他们在公元290年底任命刘渊为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也就是把匈奴的全部权力归于其一人之手;再加上刘渊常年在洛阳做人质,期间他四处拜师游学,深受朝廷诸多权贵青睐。这样一个了解西晋朝野虚实,而又文武兼通、满腔抱负的枭雄,却掌握着北方最强劲且不可控的军事力量,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其后果不堪设想。

今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于夷、狄,能不为变!但顾其微弱,势力不逮耳。

这一段的意思比较明显,即 *** 自己的老百姓生活困苦之际,尚且会闹事;犬马也会互相啃咬,况且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夷、狄呢?他们现在之所以不大规模暴动,只是能力不足罢了。

下面是最后一段,点出了本文的要旨:

夫为邦者,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

治理国家,民不在多而在于是否安定。如今东吴已灭,天下已再度归为一统,中原的地大物博、民众殷实,假以时日,汉族的人口一定会增长到足以满足生产与发展需要,为何要贪图外族的人口、急切追求一时所需呢?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因此,更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遣返,如此一来,则蛮夷有回归故土之慰,天下无动乱之忧,百姓有安居乐业之便,朝廷拥基业永固之利:

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也!”

然而,对于江统的披肝沥胆之言,西晋朝廷并没有放在心上。

朝廷为何不采纳《徙戎论》?军事优势、经济考量是关键

前有东汉时期持续近百年的羌人之乱,近有鲜卑、氐、羌、匈奴的连续背叛,当时已遭受切肤之痛的西晋统治者,对江统提到的危机一定深有感触,但无论是司马炎,还是如今的掌权者,都对这一问题视为不见?笔者认为,有二个关键原因:

其一,西晋的军事自信。由于持续数十年的三国对峙,加上期间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不间断打击,饱经战火锤炼的曹魏/西晋军队实力达到了封建王朝的新巅峰。这里不再赘述具体的描绘之辞,以公元295年的一场火灾数据为例:

冬,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及二百万人器械。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

都城的武器库中,常年保存的武器可以供200万军人使用;更恐怖的是,当这些武器被毁后,西晋朝廷立马重新打造、从各地调集,很快又补足了损失!

这是数量,我们再看看质量。我们结合上文:当初秃发树机能纠集数万人造反,可谓声势浩大。而前期朝廷应对不利,更多的是用人不当;后来马隆主动请缨,仅仅召集了3500人就西进平乱。史书称其“转战而前,行千余里,杀伤甚众”;而到达凉州后他一战击败叛军,更是阵斩秃发树机能。而江统上书之前的齐万年之乱,进展甚微的原因是由于“赵王、梁王,相继在关中,皆雍容骄贵,师老无功”;当换上专业的军人孟观指挥后,晋军则立马改头换面:“大战十数,皆破之”。

客观上来说,当时即使所有内附的外族同时作乱,西晋朝廷若认真应对,也丝毫不在话下。也许正是这份自信,让统治者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顾。

其二,现实的经济考量。这一点分为两部分:

首先,如江统所言,遣返数十万羌、氐,所需的军费、配给移民的口粮,将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加之当时正值连年自然灾害,百姓经不起额外的赋税;但若这部分开支让世家大族提供,显然会吃闭门羹;

其次,对廉价劳动力贪恋。《徙戎论》中提到的,内附的少数民族常年被欺辱,这是为何?因为他们由于身份、文化水平的限制,大多被中原人雇佣承担最基层的体力工作;甚至有很多人被卖为奴隶,饱受最苛刻、凄惨的境遇。比如后来建立后赵的羯族人石勒,原本在上党做一个小老百姓,后来被东赢公司马腾掳掠,当作奴隶卖掉以充军资。因此,如果将这些少数民族悉数遣返,地主阶级讲会遭受巨大的廉价劳动力损失。

因此,所谓“神武”的晋武帝司马炎尚且对郭钦的建议无动于衷,更别提宫廷醉心于内斗争权的司马衷时期。

随着西晋国力被“八王之乱”消耗殆尽,江统预见的灾难如期而临

随着江统的上疏被无视之后,西晋统治者在作死的道路上策马狂奔。藩王们对掌握中央大权如中毒般着迷,孜孜不倦的大起干戈,数十万精兵命丧内斗;同时,忙于抢权的他们,对于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处理的随心所欲,大量百姓流离失所。

以涌入益州的各民族流民为资本,氐族人李特、李流、李庠兄弟于公元301年揭竿而起,而此时的司马氏仍沉迷于内斗,导致起义愈演愈烈。公元306年,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帝,史称“成汉”,拉开了五胡十六国的序幕;

而江统最为忌惮的匈奴人刘渊,则在公元304年司马颖召集他打击鲜卑、乌桓之时,摇身一变自称汉王,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起兵反晋,上演了一出典型的落井下石(江统可谓一语成谶)。公元308年,刘渊正式称帝,国号为“汉”,史称“汉赵”。而到了公元316年,刘渊之子刘聪在位时,汉赵大军攻破长安,俘虏晋愍帝司马邺。就这样,西晋被当初自己所册封的“匈奴五部大都督”灭亡。

而此后,以江统在《徙戎论》中提到的羌、氐、匈奴、鲜卑以及羯族为主力,史称“五胡乱华”、南北朝对峙的大分裂局面先后上演,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陷入了战乱近300年的中原才再度回归暂时的安宁。

而这一切,源于西晋统治者对社会危机的视而不见。诚然,那个时期的动乱,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但以上百万、千万计的各民族百姓生命为代价,是不是过于惨烈了些?这样的黑暗,也许有机会避免。

参考资料:《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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