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尚书司翻译

趣说宋朝十八帝 之 宋神宗:心比天高却抱憾而终的改革者

宋神宗

2.与王安石的爱恨合离

其三,熙宁变法

(1)设置“三司制置条例司”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宋神宗、王安石在取得一致、达成共识之后,决意改变宋朝建立以来的“旧法”,实施改革,推行“新政”。

二月二十七,王安石奏请宋神宗,在国家更高财政机构“三司”设置了变法执行机构“三司制置条例司”。

此前,宋神宗曾问王安石:“何以得陕西钱重,可积边谷?”怎样才能使得陕西钱重物轻,积聚边疆备战所用的粮食?王安石回答:“欲钱重,当修天下开阖敛散之法。”要想钱重物轻,应该施行开合、聚散财物之法,并接着说:“财政官员之设,先王是用他来摧折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利润出于一个渠道,归于国家。”宋神宗说:“确实如此。只是现在明白有此道理者已少,何况要在天下推行?”王安石说:“人才难得,亦难知。今天选取能人理财,则十人之中,或许有一二人败事,何况所选择、使用之人不止一人,岂能没有这种错失?”宋神宗说:“自来有一人败事,则导致所谋划的事情全部废止,这是前人变法少有成事的原因啊。所以才要设置‘三司制置条例司’,以讲求理财之术焉。”

由宋神宗与王安石以上谈话可以看出,宋神宗、王安石施行变法,更先在“三司”设置变法执行机构“三司制置条例司”,主要的目的是“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为国聚财,进而为边疆战事积聚钱粮。

而“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置,则改变了当时国家更高权力机构的构架。

在变法之前,国家更高行政机构“中书门下省”的长官宰相、副宰相、国家更高军政机构“枢密院”的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不得“与闻财政大计”,“三司”作为国家更高财政机构,独掌国家财政大权,其长官“三司使”直接与皇帝议定国家财政大事,“三司使”因之有“计相”之称,在朝中的地位仅在宰相、枢密使之下。“制置三司条例司”设置之后,作为变法的执行机构,以王安石与变法的支持者枢密使陈升之出任其长官“同制置三司条例”,“签书三司条例司公事”,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不过因初置时由王安石与陈升之同领,所以冠之以“同”字。因之,虽然制置三司条例司设在三司,名义上是三司所属部门,其实际权力,却凌驾于“三司”之上,同时,有因为三司制置条例司两位长官一位任中书及门下省副长官参知政事、一位任枢密院长官枢密院,制置三司条例俨然成为国家更高行政机构、更高军政机构、更高财政机构的合体。

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官员,则在两位“同制置三司条例”之下设“检详文字,2-3员;“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度利害官”,员额若干;同时,有权临时选官遣使,考察新法实行之速缓、利弊。

三月,宋神宗对王安石说:“近阅内藏库奏,外州有遣衙前一人专纳金七钱者。”近来阅读管理皇家仓库“内藏库”官员的奏章,地方州府竟有派一名“衙前”(衙前:宋朝职役之一,由富户无偿供服,职掌官物押运和供应,负赔偿失误和短缺等责任,是宋朝负担最重的差役)专门到内藏库缴纳7文钱的。王安石顺着宋神宗的话题道:“衙前伤农,令制置三司条例司讲求利害立法。”“衙前”这项劳役伤害农事、农人,应该指示制置三司条例司讲求利害,订立新法。

当月,前任“权大名府留守推官”苏辙受任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此前,苏辙曾向宋神宗上奏疏,略曰:“臣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宋神宗阅读疏奏后加批转付中书门下省:“详观疏意,如辙潜心当今之务,颇得其要。郁于下僚无所伸,诚亦可惜。”并因之“召对”苏辙,当面让苏辙回答有关问题,宋神宗很是满意,因而下达了对苏辙的这一新的任命。

宋尚书司翻译  第1张

几天后,陈升之、王安石等向宋神宗上言:“除弊兴利,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乞诏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有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诸色人听于本司陈述。”宋神宗同意并下诏,令三司判官及发运、转运使副、判官,及提举辇运使、粜籴、市舶、榷场、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臣僚,限受诏后两月,各具所知本职及职外财用利害闻奏。诏曰:“朕理财之臣失于因循,法遂至大坏。内外臣僚有能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其诸色人,亦具事理,于制置三司条例司陈状。在外者,即随所属州军投状,缴申条例司。”

三天后,中书门下省、枢密院“两府”长官一同向宋神宗奏事,宋神宗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如何?”王安石回答:“已检讨文字,略无伦绪,亦有待人而后可举者。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有所未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宋神宗“颔之”,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七月之后,三司制置条例司连续发布了由三司制置条例司设置之始经王安石推荐,担任“制置司检详文字”的吕惠卿拟定的均输法、青苗(常平法)、农田利害条约等新法﹐对“役法”的变革也确定了“使民出钱雇役”的基本原则,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

王安石

然而,十一月,三司制置条例司两位长官、“同制置三司条例”王安石、陈升之出现了分歧。

陈升之在枢密使任上与王安石“同制置三司条例”,不久经王安石力荐改任宰相,“拜相”后即向宋神宗上言:“制置三司条例司难以签书,欲令孙觉、吕惠卿领局,而升之与王安石提举。”提出制置三司条例司事务繁多,难以直接“签书”文件,管理具体事务,改由制置三司条例司官员孙觉、吕惠卿担任领导,自己与王安石只任“提举”,担任名义职务。王安石则对宋神宗说:“臣熟思此事,但可如故,无可改者。”陈升之说:“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臣是宰相,所统都是大事,所管的部门,岂可只是一个“司”?王安石说:“于文,反后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臣固宜称司。”从文字上解释,“后”,意为“君主”,司,意为“管理、做事”,是臣子的职责,臣子古人应该称“司”。陈升之说:“今之有司、曹司,皆一职之名,非执政大臣所宜称。”王安石说:“古之大臣‘六卿’,即今之执政,有司马、司徒、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另一位宰相曾公亮说:“今之执政乃古三公,古之六卿,即今之六尚书也。”王安石说:“三公无官,惟以六卿为官。如周公,即以三公为冢宰。盖其它三公,或为司马,或为司徒,或为司空。古之三公,犹今三司;古之六卿,犹今两府也。宰相虽无所不统,然亦不过如古冢宰而已。冢宰惟掌邦治,至于邦教、邦政、邦礼、邦刑、邦事,则虽冢宰,亦有所分掌矣。”陈升之说:“若制置百司条例则可,今但制置三司一官条例则不可。”如果说是“制置百司条例”,则对宰相的职位相称,现在只是制置三司一个部门的职位,则于宰相不相称。王安石说:“今中书支百钱以上物及补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施行。至于制置三司条例司,何故乃以为不可?”

宋神宗说:“乃者陈升之在枢密院,今俱在中书。并归中书,何如?”以前陈升之在枢密院,现在卿等都在中书门下省,把三司制置条例司归并到中书门下省,怎样?

王安石说:“先王制事,各因事势所宜。唐虞兵、刑皆在士官,以皋陶一人领之。后世兵事愈多而重,则分为司马、司寇两官。非欲苟变先王之法,以时势不同故也。今天下财用困急,尤当先理财。《易》曰:‘理财正辞。’先理财然后正辞,先正辞然后禁民,为非事之序也。孔子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孟子亦曰:‘丧使无憾,王道之始也。’这是陛下为理财而设置一司,使升之与臣领之之意也。特置一司,于时事宜,恐不须并。”

陈升之附和宋神宗的话头,“以为并之无伤”。王安石曰:“今分为一司,则事易商议,早见事功。若归中书,则待四人无异议,然后草具文字。文字成,须遍历四人看详,然后出于白事之人,亦须待四人皆许,则事积而难集。陛下既使升之与臣执政,必不疑升之与臣专事而为奸。况制置司所奏请,皆关中书审覆,然后施行,自不须并入。”

陈升之、王安石“争于上前,日高不决”,不得不“皆退”。

几天后,宋神宗又召见陈升之、王安石讨论此事,陈升之坚持“以为不可置司”。宋神宗想让王安石“独领”,王安石坚持“以为非便”,并提出如果陈升之实在不愿担任三司制置条例司领导职务,可以改让枢密副使韩绛担任:“陛下本置此司,令中书、枢密各差一人。今若与韩绛同事,甚便。”

宋神宗说:“好。”当即下诏任命韩绛为“同制置三司条例”,与王安石共同担当施行新法重任。

其实,陈升之不愿再任“同制置三司条例”职务,有他的“小九九”。史称陈升之“深狡多数,善傅会以取富贵”。在陈升之当“小官”的时候,在扬州与时任扬州“签判”的王安石相遇,王安石“深器之”,非常器重他,曾作《送升之序》一文送他。待到王安石“用事”,受到宋神宗的信任执掌朝政,“务变更旧制”,担心一同执政者或有不从,就上奏宋神宗,设置了名归三司所属、却独立于之外、权力极大的三司制置条例司,并引荐陈升之与自己共事,凡王安石想做的事,都从三司制置条例司直接上奏宋神宗施行,“无复龃龉”。

然而,陈升之对王安石所为,却是“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赞助”,或者有时“为小异”,表现出与王安石有小小的不同意见,“阳若不与安石皆同者”,装得不是凡事都与王安石看法相同。王安石“不觉其诈,深德之”,非常感谢陈升之,所以王安石向宋神宗力推陈升之,让陈升之先当了宰相。而陈升之登上相位之后,“于条例司事遂不复肯关预”。王安石坚请陈升之继续与自己同掌三司制置条例司,陈升之却说:“兹事盍归之三司?何必搅取为己任也?”这事何必归于三司?又何必揽到自己权下?王安石见陈升之如此说法,“大怒”,“二人于是乎始叛”,二人从此互相背离。

宋尚书司翻译  第2张

王安石与陈升之

而三司制置条例司的一些做法,也引来了部分朝臣的议论。十二月,宋神宗对王安石、韩绛说:“吕公著言:条例司近转疏脱,所举官皆是奴事吕惠卿得之,并非韩绛、王安石所识。”国家更高监察机构长官吕公著说,三司制置条例司近来工作逐渐粗疏,所荐举的官员都是像奴才一样为吕惠卿做事才得到职位,并不是王安石、韩绛所辨识的人。王安石反驳说:“自外举者,诚或非臣等所识,然取于众议。若谓奴事吕惠卿,则惠卿在条例司用事已来,几日在外?人如何奴事得?”

青苗法等新法实施半年多后,时间进入熙宁三年,朝中大臣文彦博、韩琦、富弼等“诸公”开始“论青苗新法不便”。文彦博等且“皆请罢制置条例司”,三朝元老韩琦在奏疏中称,“制置三司条例司虽大臣主领﹐然终是定夺之所”,“不关中书、枢密院,不奉圣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则是中书外又有一中书也。”但宋神宗“恐伤王安石意”,“不欲亟罢”,对文彦博说:“俟群言稍息,当罢之。”等众人的议论稍稍平息,就罢去三司制置条例司。

五月十五,宋神宗下诏:“近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财利。今大端已举,惟在悉力应接,以取成效。其罢归中书。”

参考资料: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六》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