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帝末归乡里翻译

文|杨光耀(读史专栏作者)

历史上吕后常被人误解为一个野心家,其实在那个群狼四顾的时代里,这已经是她能做出的更好的答卷了。只是可惜的是,吕氏有吕雉吕媭这样的豪杰姊妹,却少了有见识的男儿。

刘邦的忧患

汉高帝十二年三月,长乐宫。

自知时日无多的刘邦,满怀心事地发布了这样一道诏书:

“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免赋税)。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亡通“无”)。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看得出来,刘邦最担忧的,莫过于在他死后,那些功臣宿将起兵造反。

这担忧的来源,便是“与之共定天下之豪士贤大夫”。是的,刘邦这位“布衣天子”的天下,正是他由身边的功臣和他一起打下来的。虽然功臣们最终一致推举他做了皇帝,但其实心里并不痛快(常怏怏)——毕竟这其中不乏“功高震主”者。

为了安抚这些大功臣,刘邦只好学着周天子,分封王侯,裂地酬功。

然而这些功臣们并不满足。

高帝五年十月,燕王臧荼反;

七年,韩王信反;

十年,赵相国陈豨反;

十一年,夏,梁王彭越谋反;七月,淮南王英布反;

十二年,燕王卢绾反。

刚刚平定天下的刘邦,再次开始了他的“统一战争”;当初一个个由自己亲自册封的诸侯王,到头来竟然还要一个个地亲手消灭!

这真是天大的讽刺。

除了裂土封疆的异姓诸侯王,在朝中位居公卿的“开国元勋”也都不是省油的灯。这些人当着皇帝的面就敢“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甚至会因封赏不及时而“相聚谋反”。

如此看来,汉室天下岂能长久?难道也会蹈秦朝“二世而亡”的覆辙么?

临终之际的刘邦,时刻惦念的,就是自己一手创立的大汉王朝。更忧心的是,以太子刘盈仁厚的性格,恐难以守住这汉室江山。

所以,他必须找一个强势可靠的人,来帮助自己的儿子。

这个人就是吕后。

吕雉的实力

吕后是刘邦的结发妻子。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在一点一点变淡,尤其是在“好酒及色”的刘邦有了众多的“新欢”之后。

然而他们在政治上的关系却是一如既往的紧密。

因为这大汉江山是刘家和吕家一同打下来的——换句话说,吕后和她的家族就是刘邦创业时期的 “最初合伙人”。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几乎被历史所遗忘的重量级人物——吕泽。

吕泽是吕后的长兄,吕氏家族的族长。他在刘邦平定天下之际,立下了赫赫战功,汉朝建立不久,就因功受封为周吕侯。然而这样一位大人物,在史书中记载几乎是一片空白。

万幸的是,太史公仍然在他的《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惠景间侯者年表》中为我们保留了一些有关吕泽战功的珍贵资料。

根据两份《年表》的记载,在楚汉战争中,吕泽率领的部队几乎参与了所有重要战役:

暗度陈仓击灭“三秦”之战——吕泽部将丁复、朱轸俘获翟王董翳;

彭城之战——吕泽在下邑接应兵败的刘邦;

荥阳会战——刘邦逃出荥阳后,由吕泽坐镇继续指挥作战,城破前夕在部将冯无择的保护下突围;

灭齐之战——吕泽部将丁复配合韩信、曹参、灌婴等击杀楚军名将龙且;

陈下之战——吕泽部将蛊逢(又作虫达)协同灌婴、樊哙等击破楚军;

垓下之战——吕泽部与其他汉军一道围困项羽。

这位能征惯战的“大汉之一外戚”也受到了司马迁的高度评价,称吕泽有“佐高祖定天下”之功。

这赫赫功勋不仅成就了吕氏家族,更成就了吕后。朝中重臣如张良、叔孙通、周昌等,也都成为了她的羽翼。

惠帝末归乡里翻译  第1张

故而史载“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

这是刘邦的那些“新欢”们永远也比拟不了的。

所以,吕后才能稳坐皇后之位,刘盈才能储位不倒。

至于戚夫人之流,只能是“痴心妄想”一番,最后“自取灭亡”。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刘邦决定以刘盈为继承人,看中的正是吕后的实力——无论是她本人的,还是她家族的。

功臣可以不服仁弱的少主,却不能不服与刘邦“共定天下”的吕后。

胡萝卜加大棒

汉高帝十二年四月,刘邦崩逝于长乐宫,年六十二。

守护汉室的重任终于落到了吕后的肩上。如何对付功臣集团,成了摆在她面前的之一要务。

按照吕后最初的设想,是准备把这些元勋宿将们一网打尽,一了百了。

但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宫廷密谋”居然传到了开国功臣郦商的耳朵里:

“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灭族)是,天下不安。’人或闻之,语郦将军。”

讽刺的是,得知阴谋的郦商似乎并不紧张,反而还通过审食其劝说(也许应该是“警告”)吕后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就会“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跷足而待也!”

惊出一身冷汗的吕后,终于见识到了功臣集团的力量,她只好改变策略——既然打不得、杀不得,那就只能收买合作了。

收买的方式,就是保证、甚至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

所以,惠帝时期一直都在“萧规曹随”,保证功臣集团继续身居高位,执掌大权;更是把刘邦时代所封的18功臣侯,扩充到143人。

同时,政治上的“获益”也意味着经济上的“获利”。

众所周知,惠帝、吕后时代的经济政策主要是“休息无为”,于是乎“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得益于此,“列侯”们的食邑内“民咸归乡里,户益息(增长),萧(萧何,封鄼侯,食邑八千户)、曹(曹参,封平阳侯,食邑一万零六百户)、绛(周勃,封绛侯,食邑八千一百户)、灌(灌婴,封颖阴侯,食邑五千户)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食邑民户翻倍),富厚如之”。

而吕后对《商贾律》的放松,也使得商业迅速发展,由此产生的商业税同样是“自天子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让这些“草根”出身的功臣们,一夕之间都成了“富家翁”。当他们坐在雕梁画栋间,吃着珍馐美味,伴着娇妻美妾,享受安逸生活的时候,无疑会对皇室感恩戴德。

不过,对付这帮重臣,仅仅“利益收买”还不够,还要有“刑杀之威”。

吕后除了有自己的家族作为后盾之外,她本人的“杀伐果决”更令人胆寒。

早在高帝时代,她“族韩信,诛彭越”的“辉煌”成绩就已在功臣们心中留下了“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的恐怖阴影——正是“特畏吕太后威”,这些元勋宿将们才不敢行为越轨、别有所图。

吕后“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基本上摆平了功臣集团,让他们能够继续效忠皇室,为皇室服务。

可就在汉帝国的政治格局逐步稳定的时候,惠帝刘盈却英年早逝了。

一切都变了。

夺权

惠帝身后只留下了八个年幼的儿子,“(惠)帝毋(无)壮子”的局面,意味着汉帝国要面对更大的“内忧外患”。

所谓“内忧”,无疑就是一直盘踞在中央朝廷的功臣集团。

这些如狼似虎的“老革命”们,对“与高皇帝共定天下”的吕后可以俯首帖耳;对高帝和吕后的嫡长子惠帝,也可以“口服心不服”;但面对这几个三四岁的小娃娃,恐怕就要“视若无物”了。一旦吕后去世,主弱臣强的局面必成“心腹大患”!

而所谓“外患”就是坐镇地方的诸侯王。

当初刘邦消灭了异姓诸侯王之后(地处偏远,战略位置不重要的吴氏长沙国除外),本着“自家人靠得住”的理念,重新册立了自己的兄弟子侄担任诸侯王,希望他们能够拱卫中央。

然而,对“外贼”日防夜防的刘邦,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最难防的却是“家贼”—— 这些同姓诸侯王们“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同“无”)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尤其是在中央实力衰弱之际(比如幼帝临朝),他们“天子自为”的想法只会更加强烈,所谓“拱卫中央”只是刘邦的一厢情愿而已。

此时的吕后已经53岁高龄,不可能辅佐着幼帝直到成年亲政。而她一旦去世,那句“大臣内叛,诸侯外反”的警告,就很可能成真!

所以,吕后现在必须重新划分权力格局,以应对她身后可能出现的“政治风暴”。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吕后动用了手中最后的王牌——吕氏外戚。

于是,惠帝刚刚驾崩,吕后就在中央“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入宫,居中用事”,夺了功臣们的权。

接下来,她的目标是诸侯王。

其实,早在惠帝年间,吕后就已经开始对诸侯王动手了。不过,那时她是以“报私仇”为主,所以只是杀了恩怨甚深的赵王刘如意,教训了对惠帝不敬的齐王刘肥。

但这次不同,她的目标是解除诸侯国对中央的威胁,所以手段比之前要狠辣许多。

吕后在刘吕之间强制推行“刘吕联姻”, 将吕氏女子全都嫁给皇族。随后又派“诸吕”前往诸侯国担任国相,对诸侯王进行全方位“监控”。

接着是打击不听话的诸侯王。淮阳王刘友、梁王刘恢(此二人先后徙封赵王)因不满“刘吕联姻”被逼身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对诸侯国体系进行“重组”,重组的方式就是重封新王。

这就提到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封诸吕”。

但所谓的“大封”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直到吕后临死前,吕氏王也就三位——赵王吕禄、梁王吕产、燕王吕通。

这对于几乎占据了汉朝半壁江山的刘姓诸侯国来说,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根本构不成什么威胁。

当然,有人会拿“非刘不王”的白马之盟说事。

然而“白马之盟”很可疑。

按说,这份盟约应该是大汉朝的一级“红头文件”,怎么也得“藏于高庙”;即便不“藏于高庙”,也要存档备份,载入国史。但奇怪的是,这份“红头文件”的内容,在史书中仅零散见于几个章节之中,而盟誓的时间、地点、条款、参与者竟然完全“失载”!更奇怪的是,不符合“白马之盟”的吴氏长沙国,不仅没被“天下共击之”,反而还平安地延续了五代,直到文帝前元七年才因为“无嗣”而“国除”。

所以,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这份“四无盟约”根本就是出于伪造,目的无非就是为了证明“吕氏王”的“非理非法”!

但实际上,“吕氏王”不仅“合理”,而且“合法”。

吕后所封的这吕氏三王,都是由列侯提拔上来的,从资格上来说,完全合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受封之前,都经过了“民主评议”,不仅朝中大臣认为“无所不可”;各地诸侯王也“皆以为宜”,所以册封诸吕为王在程序上也没有任何问题——至于后来齐哀王举兵讨吕,声称要“率兵入诛不当王者”,分明就是在自扇耳光。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却常常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就是吕后在“大封诸吕”的同时,也册封了刘氏诸侯王,而且数量不少,前前后后一共八个,远多于吕氏三王。

虽然在此之后,八王中有三位夭折,一位入继为帝,但剩下的四王,在数量上依然超过吕氏。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刘氏诸侯王中,常山王刘朝、淮阳王刘武、济川王刘太都是惠帝的儿子(三位早夭的小王和入继为帝的也是),也就是吕后的亲孙子;余下的琅琊王刘泽,则是吕后的外甥女婿。

如果再把吕后新封的诸侯国放在汉初版图上来看的话,不难发现她“重组”诸侯国的真正用意:

吕氏的燕、赵两国横在了齐、代之间,不仅将后两者隔绝开来,还能对它们进行监控;原来诸侯国中实力最强的齐国,则被分割成了四块,其中分济南郡为济川国、琅琊郡为琅琊国,城阳郡为鲁国(吕后外孙,鲁元公主之子张偃被封为鲁王,其父张敖追封鲁元王,“鲁元太后”之称应源于此。刘肥奉妹为“太后”之事甚为荒诞,恐出于后人编排,并不足信);再往南,这三国与梁、淮阳、淮南三国(淮南王刘长为吕后养子,与吕后感情甚深)连成一片,将齐、楚、吴三国与中央直辖区完全隔离开来,由北到南形成了一个以少帝亲兄弟为腹心,以吕氏外戚为羽翼的战略屏障!

而建立这个战略屏障的目的,正是为了防范那些贼心不死的诸侯王!

至此,吕后多年来扶持外戚的意图也真相大白:

在大臣不服,诸侯异心的情况下,小皇帝唯一的依靠只有外戚,所以,吕后才会把大权交到外戚手里,甚至封他们为王。这并不是因为她“权欲熏心”,更不是企图“谋朝篡位”,而是为了保证小皇帝今后的统治不受威胁!

吕后苦心经营了这么多,能够保证万无一失吗?

不能。

因为吕后去世仅仅过了两个月,吕氏家族就在功臣集团的屠刀下彻底覆灭,而吕后自己也身败名裂。

反叛

更先发难的是齐哀王刘襄。

作为吕后称制时代被折腾得最惨的一个诸侯王,刘襄对吕氏恨之入骨。吕后崩逝的次月,他就从封国起兵了。

只是,他起兵的目的并不单纯,除了干掉吕氏“清君侧”之外,还准备过把皇帝瘾。

类似的戏码,在华夏大地上演了很多次。汉有“七国之乱”;明有“靖难之役”。总而言之,都是如法炮制。

不过,话说回来,仅仅是一个齐国起兵的话,对中央也构不成什么威胁。实际上刘襄从起兵到罢兵,只骗到手一个琅琊郡,打下了一个济南郡——也就是说,他连那个“防御圈”都没突破。

真正可怕的在于,楚国也起兵了。

楚元王刘交,汉高祖刘邦的异母弟。如果从辈分上论的话,刘襄还得喊他一声“叔爷爷”。

作为刘氏诸侯王里辈分更高的一位,刘交的政治影响力不言而喻。

如果其他刘氏诸侯王响应这位“叔爷爷”一同举兵的话,那对于在中央执政的吕氏来说,就真的是“天下共击之”了。

相国吕产、上将军吕禄得到消息后,大惊失色。

他们立刻派开国名将灌婴前去平叛。

然而灌婴刚到到荥阳就反水了,不仅停止进军,甚至还派使者前往齐国和刘襄谈判,商议如何“灭吕”。

刺不 ***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一点都不意外。

多年前,功臣集团也曾“挺吕”。只是,这种“挺”是有条件的——要保证他们的利益。

可随着权力被吕氏家族夺走,他们的立场逐渐变成了“倒吕”。

而吕后的死,使功臣集团失去了最后的制约,打倒吕氏,重新夺权,成了他们的首要目标。

目标上的“不谋而合”,让功臣与诸侯王最终站到了一起。

当出使齐国归来的贾寿把灌婴反水的事汇报给吕产、吕禄的时候,这兄弟二人顿时吓得魂不附体。

留在长安的“老一辈革命家”们准备再加一把火。

他们派吕家的好友郦寄(郦商之子)去忽悠上将军吕禄交出长安北军的兵权。

郦寄跟吕禄说:“只要你交出兵权,就能平安地回到赵国,继续当你的诸侯王,这些大臣绝不会拿你怎么样。”

吕禄在短暂的犹豫之后,同意了,还兴冲冲地邀请郦寄去打猎。

据说,吕禄的姑姑吕嬃(樊哙之妻,有一子樊伉。汉臣在诛杀诸吕行动中,也将樊伉诛杀了)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气得破口大骂,还把家里的金银珠宝扔了一地,并说了句很有名的话:

“勿为他人守也!”

有的时候,头发长的,不一定见识短;头发短的,不一定见识长。

功臣集团成功地解决了吕禄,下一个就轮到了吕产。

按照史书上的说法,吕产在听了贾寿的一番话之后,要进宫“挟持皇帝”。

然而这位执掌长安南军的相国吕产,在进宫“谋乱”的时候,却连个兵都没带!

而不带兵的后果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吕相国,竟被未央宫看门的卫士挡在了宫外!

吕产在宫门口急得团团转,却又无可奈何。

而此时,太尉周勃已经成功接管了北军;潜伏在吕氏家族身边的卧底,御使大夫曹窋(曹参之子)也飞马赶到军营,汇报吕产的动向。

虽然当时的形势是明显的“敌寡我众”,但各位“老革命”却没有一个愿意以身犯险的。思来想去,陈平和周勃派出了一个愣头青——朱虚侯刘章(这位朱虚侯是齐哀王刘襄之弟,策划刘襄举兵的主谋之一,也是齐国潜伏在长安的内应。他被吕思勉先生称为“年少椎埋者”,也就是“小土匪”的意思)带兵一千攻杀吕产。

当吕产看到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士兵凶神恶煞般冲过来的时候,终于如梦方醒,做出了一个十分正确的决定——跑。

然而公子哥出身的吕产,哪里跑得过长期受训的军人?最终,他被追上来的士兵杀死在一间厕所里。

吕产的死惊动了皇帝。

这位少帝虽然年纪小,却还有些政治头脑,他立即派人持皇帝符节去“慰劳”刘章。

所谓“慰劳”,其实是为了制止刘章滥杀无辜,更是为了和吕氏做“切割”。

然而刘章对“慰劳”不感兴趣,却对符节很感兴趣。

他随即劫持着这位“持节”的使者,率兵直驱长乐宫,斩杀了长乐宫卫尉吕更始——至此,“擅杀大臣”变成了“奉诏讨贼”。

“年少椎埋”果然名不虚传。

吕产被杀的次日,那位一度怀揣着“不失为富家翁”梦想的吕禄,也被抓住砍头;而吕氏家族则无分长幼,惨遭屠灭。

这出“喋血京师”的大案就是赫赫有名的“诛吕安刘”——汉室功臣不忘旧恩,与刘氏诸侯王一道,联手摧毁了企图“谋反自立”“危害国家”的吕氏团伙,维护了皇室和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为帝国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真是一派胡言!

吕禄“欲发乱关中”,却稀里糊涂地交出了兵权;吕产要进宫“谋乱”,却连兵也不带——请问,古今中外,有哪个“反贼”是这么“谋反”的?

实际上,吕氏的迅速败亡,正是由于他们根本没有取代刘氏的计划。吕思勉先生就曾一针见血的指出:

“吕氏之败,正由其本无翦除宗室、功臣之计,临事徒思据军以为固;既无心腹爪牙之任;齐兵卒(猝)起又无腹心可使,而仍任灌婴;遂至内外交困,不得已,欲听郦寄之计。使其早有危刘氏之计,何至是乎?”

所以,“诛吕”并不是什么“平叛”,而是一场夺权政变。

那么“安刘”呢?

“安刘”则是个弥天大谎。

分赃

随着吕氏外戚的迅速覆灭,死亡的厄运也降临到了少帝刘弘和他的几个亲兄弟的头上。

没过多久,“政变集团”宣称刘弘兄弟是吕后“诈立”的“他人子”,而非“刘氏子”,然后杀害。

虽然这罪名安得“言之凿凿”,但却是在打他们自己的脸。

因为就在政变成功后的第七天,重新掌权的陈平、周勃等人,还把这四位“难兄难弟”中的济川王刘太徙封为梁王。

所谓的“非刘氏子”根本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那么政变集团为什么要谋杀少帝呢?

原因很简单,少帝不仅为吕后所立,更是吕后的孙子,他一旦长大亲政,这些发动政变的人恐怕一个都活不了,所以他们必须要先下手为强,斩草除根。

而随着少帝刘弘、梁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的同时被杀,惠帝一脉彻底断绝。

少帝被废,再立新帝成了当务之急。

在当时情势下,可以“参选”皇帝的,一共有三人——高帝四子代王刘恒、七子淮南王刘长、长孙齐王刘襄(楚王刘交、吴王刘濞、琅琊王刘泽因系“旁支”,不具备参选资格)。

这其中,齐王刘襄无疑最可能胜出。他本人既是“反吕首义”;其弟刘章又率兵攻杀吕产;另一弟刘兴居则亲自驱逐少帝出宫——可以说,他们兄弟三人在政变中出力最多。

然而之一个出局的就是他。

因为,这涉及到“分赃”。

齐国作为原先诸侯国里实力最强的一个,其国王的家族势力也相当强大。不仅刘襄本人兄弟众多,他们的“外戚”也很强势——甚至被形容为“虎而冠之”(也就是“老虎戴冠”的意思,相当于“衣冠禽兽”),齐国举兵之时,外戚驷钧就出了很大的力。倘若刘襄即位为帝,受重用的肯定是他的自家兄弟和外戚,策划政变的功臣集团岂不是要“靠边站”了?

况且这些功臣普遍都有“挺吕”前科,一旦野心勃勃的刘襄坐稳皇位,旧事重提,功臣们难保不会倒霉。

所以,刘襄只能出局。

剩下的两名“候选人”中,刘长是吕后的养子,更不能立;而刘恒不仅看上去忠厚老实,“外戚”也很“谨良”,于是成为了功臣集团眼中最合适的皇帝人选。

当年闰九月,代王刘恒被迎进长安即位,是为汉文帝。

变革

刘恒果然不负众望,刚当上皇帝就给政变集团论功行赏。

周勃被升为右丞相,灌婴被升为太尉,他们与左丞相陈平的食邑也各加三千户;“首功”刘章和刘兴居的食邑各加两千户,一年后,又分别进爵为城阳王和济北王。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解决政变的“合法性”问题。

于是,屠灭吕氏被洗白成了“诛吕安刘”;少帝的血统也从惠帝之子变成了“来历不明”;吕氏家族在汉朝开国时的功勋更是被删得所剩无几。

这可真是“皆大欢喜”。

然而,政变集团高兴得太早了。

这位看上去“忠厚老实”的刘恒,实际上心机很深。他进京当晚,就令亲信宋昌、张武接管了长安的南、北两军;此后,跟着他进京的代国旧臣也都渐渐坐上九卿的高位,掌握了朝廷实权。

随着刘恒皇位越坐越稳,功臣、诸侯王好日子的也到头了。

惠帝末归乡里翻译  第2张

文帝三年,刘恒勒令丞相周勃(此时陈平已死)退休养老,不久又以涉嫌“谋反”为名,将他关进监狱修理一通;而接替周勃出任丞相的灌婴,则在上任三个月后被罢去兵权,过了一年多病死。

更为讽刺的是,政变过程中出力最多的刘襄兄弟,反而下场最惨。不仅刘襄本人什么都没捞着,他弟弟刘章和刘兴居的封地还都是原来齐国的地盘——也就是说,他们折了腾半天,什么便宜没占到,全都成了“替人做嫁衣”。

不久,刘襄和刘章相继郁郁而死。而心怀不甘的刘兴居,则在文帝三年起兵谋反,结果兵败自杀,封国入汉。两年后,刘恒将刘肥剩余的七个儿子全部封王,昔日在诸侯国中首屈一指的齐国,至此一分为八(包括残存的齐国)。

而刘恒唯一在世的兄弟淮南王刘长,也因“谋反”被逼死,淮南国则被分成三份,封给了他的儿子们。

刘恒就这样用“软刀子杀人”的方式,摆平了功臣集团和诸侯王——汉初两股更大的政治势力至此慢慢消退。

刘恒的“收权”行动,却无形中推动了一种变革——“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始于春秋战国,及至秦始皇兼并六国,分天下为36郡,才将这种制度之一次推向全国。中央集权不仅赋予了帝国元首至高无上的权力,更使帝国 *** 有足够的力量控制空前广大的疆域。

但随着秦帝国的迅速覆亡以及中国历史上之一位“布衣天子”的诞生,“中央集权”的进程被打断了。

通过“推戴”上位的汉高祖建立了一种皇室与功臣、诸侯王“共治”的政治模式。

然而随着掌握实权的功臣集团与诸侯王的逐渐做大,他们对皇室的权威已构成严重挑战。

面对这种挑战,高祖铲除了异姓诸侯王;吕后则重用外戚,以牵制功臣与诸侯王,试图达成一种新的权力平衡。

然而随着吕后的去世,平衡被打破,“共治”模式的不稳定性也迅速爆发出来,功臣和诸侯王为了自身利益联手政变,结果少帝遇弑,吕氏夷灭。

血的教训让文帝认识到“集权”的重要性。所以他一面下令列侯回食邑就封,不动声色地夺了功臣的权;一面采用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肢解各大诸侯国。

至景帝时,随着“七国之乱”的迅速平定,诸侯王再也无力掀起风浪。而功臣系此时也已凋零殆尽,“功二代”中的翘楚周亚夫被杀,更加速了功臣集团的衰亡。

籍父祖时代对“集权”障碍的扫除,汉武帝放心大胆地开始了他的“大一统”。

元朔二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各诸侯国逐渐瓦解殆尽;三年后,布衣儒士公孙弘拜相封侯,标志着效忠于皇帝的文官集团正式取代汉初功臣集团成为 *** 主宰。

至此,汉高祖所建立的“共治”模式,彻底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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