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张老松树原文及翻译

纪念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暨《钱锺书选唐诗》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左起:张剑、刘宁、葛晓音、臧永清、谢思炜、周绚隆、陈坚

《钱锺书选唐诗》出版后记

文 | 周绚隆(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这本书的名字原来不叫《钱锺书选唐诗》,它是我们根据书稿的内容另取的。杨绛先生在稿子的封面上,原来题写的名称是“《全唐诗》录 杨绛日课”,钱锺书先生又补题了“父选母抄,圆圆留念”八个字,基本道明了它的性质。后来由于钱瑗教授不幸早逝,杨先生就把这部由她亲笔抄录的稿子,赠给了吴学昭老师(稿子的封面上有杨绛先生的赠语:“此八册抄本,赠吴学昭留念。绛 2009年2月17日。”按,原稿实为九册)。吴老师在征得杨先生同意后,抱着学术为公的态度,决定将其公开出版,以供有兴趣的读者研究和参考。

我们很荣幸地得到了出版该书的机会,并受吴学昭老师委托,对书稿做了必要的整理。作为负责这项工作的人,需要对这部稿子的产生过程和它的特点,略作说明。

杨绛与钱锺书

由于钱锺书和杨绛先生在世时,从未对外提起过这部稿子,学界几乎无人知道它的存在。而它的产生,其实牵涉着一桩旧案。

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说:

翻译毛选委员会的工作于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锺书回所工作。

郑振铎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长,兼古典文学组组长。郑先生知道外文组已经人满,锺书挤不进了。他对我说:“默存回来,借调我们古典组,选注宋诗。”

锺书很委屈。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也属外文组。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也赞许他的明智。

钱锺书《宋诗选注》

虽然钱先生当时心存委屈,但《宋诗选注》的问世,既证明了郑振铎先生有知人之明,也证明“不是科班出身”的钱锺书于古典文学造诣很深。杨先生接着又说:

锺书在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虽然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工作并未结束。一九五八年初到一九六三年,他是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一同定稿的是艾德勒。一九 *** 年起,他是英译毛主席诗词的小组成员。“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工作,一九七四年继续工作,直到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才全部结束。这么多年的翻译工作,都是在 *** 下的集体工作。集体很小,定稿组只二三人,翻译诗词组只五人。锺书同时兼任所内的研究工作,例如参加古典组的《唐诗选注》。

这两段文字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上世纪后半叶,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宋诗和唐诗选注工作,都是在当时的所领导统一部署下开展的。

这两项工作的最终成果《宋诗选注》和《唐诗选》,虽然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但两本书的成书过程和命运却截然不同。具体说来,《宋诗选注》是由钱先生独立承担的。用杨绛先生的话说:“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锺书是读遍宋诗,独自一人选的。他没有一个助手……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我们仨》)杨先生这里说的绝对是实情。虽然选宋诗的难度要更大,但钱先生的工作效率却极高。《王伯祥日记》1956年4月9日曾提道:“翻阅默存《宋诗选》初稿之一部,盖日前所中寄来征求意见者也。”(《王伯祥日记》,张廷银、刘应梅整理,中华书局2020年6月版)这时候显然才只有部分样稿。1957年6月1日记云:“所中散会时默存以所撰《宋诗选》稿本全部属校读。”接下来从6月3日到6日,每天都有看稿的进度记录,到6日“全稿看完”,7日“午后写信复默存,对所撰《宋诗选》提意见,备明日赴会时面交之”。8日午后“参加本所座谈会,顺以《宋诗选》稿面还默存”。从《王伯祥日记》的记载看,大概到1957年5月,《宋诗选注》就已基本定稿。到出版前,对所选的作者未再做增删(倒是1963年第二次印刷时,迫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删掉了一个诗人——左纬和他的作品)。《宋诗选注》于1958年9月顺利出版,很快就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和读者的好评(虽然在1958年底的“拔白旗”运动中,钱锺书先生文研所的同事胡念贻、曹道衡,和出版此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周汝昌、黄肃秋等,都集中写文章对该书的“资产阶级观点”做过批评。但日本京都大学的小川环树1959年在《中国文学报》上发表了《钱锺书的〈宋诗选注〉》一文,对其做了高度肯定,其后,夏承焘先生又发表了《如何评价〈宋诗选注〉》,再次说了公道话,否定的声音从此就消失了),成了选本中的经典。

钱锺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

相比之下,《唐诗选》的成书过程要曲折得多,出版也比《宋诗选注》晚了整二十年(《唐诗选》于1978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从《王伯祥日记》看,文研所的《唐诗选》计划开始于1956年9月,最初议定由王伯祥、余冠英、陈友琴、王佩璋四人合作。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工作一度主要落到了王伯祥先生的身上。到1960年初,王伯祥先生的稿子已完成了相当一部分,其2月22日日记中说:“默存来招,即同往冠英家。冠英、友琴都在,即展开《唐诗选》具体工作讨论,篇目大致已由默存选定,约明日友琴来我家商定落墨。”此后1962、1963两年,在《王伯祥日记》中都有关于钱锺书参与讨论《唐诗选》稿子的记录。但据后来成书的《唐诗选》前言说:“本书初稿完成于一九六六年。一九七五年进行修订(重定选目、增补和修订作品注释、作家小传等)。参加初稿和修订的有余冠英(负责人)、陈友琴、乔象锺、王水照同志。钱锺书同志参加了初稿的选注、审定工作,后因另有任务,没有继续参加。”(王伯祥先生原来做的稿子似乎因某种原因未被采用,所以《唐诗选》前言最后只对他简单提了一句:“王伯祥同志在世时也对这项工作给予不少帮助。”这大概是对他1962年以后参与审阅、讨论其他人撰写的《唐诗选》书稿略表的谢意)从1966年到1975年,因为下“干校”,这项工作中断了九年。据参与此项工作的王水照先生回忆,重新修订是在地震棚里进行的——那个后来被证实是伪造的所谓回纥诗人坎儿曼,就是这时加进去的。这部稿子在修订时经过了大删大改,钱先生负责撰写的“王绩等十七人”稿子(《容安馆札记》第七百二十九则说:“诸君选注唐诗,强余与役,分得王绩等十七人。”之一八八六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7月版),最后只留了王绩、王勃两家,原来所选的诗大多也被换掉了(《唐诗选》和《钱锺书选唐诗》,只有王绩的名下,选的都是《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和《野望》这两首,可证这是钱锺书先生原来的选目)。《唐诗选·前言》里说,其“选录的标准服从政治标准之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这个标准估计就是这次修订时提出的,余冠英先生对旧稿的删改应遵从了这一原则。

杨绛先生说:“锺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选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选文天祥《正气歌》,是很大胆的不选。”(按,《宋诗选注》没选《正气歌》,正是“拔白旗”时被批判的理由之一)由此看来,经历了十年政治运动磨砺后,对于钱锺书先生1960年代参与“选定”的《唐诗选》篇目,余冠英先生显然认为有些不合时宜了。虽然杨绛先生说“锺书肯委屈,能忍耐”(《我们仨》),但不等于对这些事情会完全无动于衷。据王水照先生说,“文革”后他从上海回到北京,《唐诗选》前言起草好以后(署名是余冠英、王水照),余先生对他说:“钱先生对我们组里都有意见,你的前言给他看看。”钱先生看完前言后,曾给王水照写了五页信,但坚决表示不愿署自己的名。显然,他对后来成书的《唐诗选》是持保留意见的——特别是对其选诗的标准。

对钱锺书先生的中西文学造诣,学界已有定评,无须赘言。其于中国古典诗歌阅读之富,涵泳之深,迄今尚无人能及。遗憾的是在选注唐诗的工作中,一开始只让他扮演了个配角,而到成书时,他更被摈为跑龙套的角色。杨先生一再强调他心里的“委屈”,恐怕与这事多少也有些关系。

杨绛先生在《记钱锺书与〈围城〉·钱锺书写〈围城〉》中说:“锺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更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这透露了她在学术上对钱先生有多方面的支持。所以对钱先生在选唐诗过程中遭遇的不快(有志难伸),她非常理解。为了帮他排解郁闷,作为“贤内助”,她鼓励钱先生独立选一部唐诗,专门选给她看。钱先生接受了她的提议,遂以《全唐诗》为底本(钱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序里曾说:“《全唐诗》虽然有错误和缺漏,不失为一代诗歌的总汇,给选唐诗者以极大的便利。”《宋诗选注·序》第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7月版),每天选几首,她也每天抄一点。如此日积月累,最后形成了这部稿子。这就是她在封面上题写“《全唐诗》录杨绛日课”的缘由。这项选诗和抄诗的工作,据杨先生说是“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九日止,共八册,抄六年”。但是在原稿之一册孟浩然《晚泊浔阳望庐山》诗旁,却有她的一条批注说:“1983年十一月中旬书。”说明这项工作可能在1983年就断断续续开始了,到1985年才变成名副其实的“日课”,比较有规律了。这部稿子抄成后,虽然没有对外公布,但在私密的范围内,是否曾跟人谈起过,我们不得而知。有消息说,胡乔木同志生前就曾劝钱先生选注唐诗,想必也是事出有因的。

由于不抱商业目的(不是出版社的约稿,没有字数、体例上的限制),也不受组织干预(非单位委托的任务,选什么不选什么可以自己决定),所以这是一部非常“随性”的选本。《唐诗选》共选了130馀位诗人的630多首作品,本书则选了308位诗人的1997首作品,单从体量上就可以看出,它的覆盖面是很大的。这多少可以弥补钱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序言里所感叹的那种遗憾:“我们在选择的过程里……尤其对于大作家,我们准有不够公道的地方。在一切诗选里,老是小家占便宜,那些总共不过保存了几首的小家更占尽了便宜。”(《宋诗选注·序》第17页)以唐代的大诗人为例,《唐诗选》里杜甫选了71首,白居易选了30首,本书中杜甫却选了174首,白居易选了184首。相反,李白在《唐诗选》选了64首,本书却只选了23首。很显然,钱先生完全没有顾及李白在唐代诗坛的所谓地位和影响力,他关注的只是作品本身。晚唐的小家像曹松,《唐诗选》只选了他1首诗,本书则选了9首。刘驾在《唐诗选》里只选了1首,本书则选了17首。曹邺在《唐诗选》中只选了《官仓鼠》1首,本书含这首共选了16首。裴说在《唐诗选》里根本没能挤进去,本书则选了他10首诗和2联残句。以上这几组数字,只是笔者随手抽检发现的,如果把两本书的选目仔细对比一下,除却《钱锺书选唐诗》本身的体量较大这一客观因素外,还是能看出钱先生在取舍标准上有明显的个性。

《唐诗选·前言》里说:“我们尽可能选取一些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好的作品,艺术标准中还考虑到能代表唐诗的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注《唐诗选·前言》第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所以,《唐诗选》更准确地说应该叫“唐代诗人的诗歌选”,而《钱锺书选唐诗》则是“有唐一代诗歌的选集”;《唐诗选》是板着面孔的严肃文学的展览,《钱锺书选唐诗》则力图展示活泼泼的唐诗的方方面面。所以,它既选了大量以创作闻名的诗人的作品,也选了像唐明皇、宣宗皇帝、则天皇后、江妃、章怀太子等非诗人的作品;既选了思想性强的像杜甫的《新安吏》《石壕吏》和“三别”等诗作,也选了像韩愈的《嘲鼾睡》、曹著的《与客谜》这类有趣味性而毫无思想性可言的作品。

对文学欣赏中的主观性问题,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六》中有所论述:“人之嗜好,各有所偏。好咏歌者,则论诗当如乐;好雕绘者,则论诗当如画;好理趣者,则论诗当见道;好性灵者,则论诗当言志;好于象外得悬解者,则谓诗当如羚羊挂角,香象渡河。而及夫自运谋篇,倘成佳构,无不格调、词藻、情意、风神,兼具各备;虽轻重多寡,配比之分量不同,而缺一不可焉。”(《谈艺录》第11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7月版)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告诉我们,所有的诗歌选本其实都是主观的产物。我们评价一个选本的好坏,其实并不是看它有多公正,而是看它有没有特色,和这个特色所代表的文学观如何。就具体作品而言,决定一首诗好坏的因素很多,但在钱先生看来,其大端不外乎“情韵”与“思理”两个方面。他曾说过:“予尝妄言:诗之情韵气脉须厚实,如刀之有背也,而思理语意必须锐易,如刀之有锋也。锋不利,则不能入物;背不厚,则其入物也不深。”(《谈艺录》第341页)他还进而把这种观点扩而大之,用来概括唐、宋诗之别:“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谈艺录》第3页)这两点似乎可以被看成他选诗的主要依据。

除了具备情韵和思理的诗歌之外,对在诗歌中抒写了前人所没表达过的经验,刻画体物生动传神,或在诗歌史上承上启下、开风气之先的作品,他都给予了关注。如章怀太子李贤的《黄台瓜辞》,对处在太子位上那种战战兢兢的心态的表达,过去是很少见的。有意思的是,在王初的名下(本书选了他8首诗),杨先生有这样几句批注:“锺书识:大似义山,已开玉溪而无人拈出。八日。”字是杨先生写的,话是钱先生说的,可以想象,他几乎是按捺不住地跳出来强调了一下。可惜这样的文字只有一处。想必在选诗、抄诗的过程中,他们夫妇对某些作品是有过讨论的,钱先生评价王初的这几句话,显然给杨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诗人的残句,因不成章,纵使表达的思理、经验非常独特,或取喻新颖而传神,传统的诗歌选本一般都不会关注,但钱先生认为有价值的,也予以收录。如裴说的“读书贫里乐,搜句静中忙”“苦吟僧入定,得句将成功”,薛涛的“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潘佑的“劝君此醉直须欢,明朝又是花狼藉”,高蟾的“君恩秋叶后,日日向人疏”,等等。

晚唐诗风的变化影响着宋初诗歌的发展,对历史转折时期诗风的影响与继承,钱先生似格外关注。据《容安馆札记》第七百八十九则云:“晚唐小家,仅知求工字句,至谋篇之大,章法之完,概乎未知。”(《容安馆札记》,第二四八八页)可证他对晚唐小家的总体评价并不算高。但本书更大的特色,恰在于选录了大量晚唐小家和他们的作品。这或许是对《唐诗选》当年修订时大肆删除这些小家的一种纠正。王水照在《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中说:“此书(按,指《唐诗选》)初选600多首,其中小家约占十分之一。1962年时学术环境较为宽松,入选了不少罕见而又有艺术特色的小家作品,这些作品大都没有前人的注释可供参考,因而我们都推给了钱先生。……但《唐诗选》后在1975年修订时,这些小家显已不合时宜,就被大加删节了(时钱先生和我都未参加具体的修订工作)。”(《文史》2020年第3期,第277页)

本书原来只是一个诗歌白文的选录(就连许多诗序杨先生也没有抄),钱先生既没有为它撰写前言,也没有拟作者小传和正文注释。我们的整理工作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用中华书局的标点本《全唐诗》对校了杨先生的抄录稿,纠正了一些原稿的笔误,并给全书加了标点。杨绛先生在抄录诗稿的过程中,有些随意的记录性文字,则照原来的顺序和位置,用专色随文排列,以尽量保存它的原貌。也正是考虑了这个情况,本书的诗人排序,完全依照杨先生抄录《全唐诗》的顺序,没有按生年先后重新调整。二是组织力量给每位入选的作者撰写了小传,并对所有作品做了简单的注释。由于有《宋诗选注》那种个性鲜明、学术化色彩极强的诗人小传和注释风格在前,我们明知这项工作吃力不讨好,甚至会招来责难,但考虑到除学术界之外还有大量普通读者存在,为减轻他们的阅读困难,觉得这项工作还是有意义的。

比较遗憾的是,《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和《容安馆札记》虽已影印出版,但由于钱先生的手稿不易辨识,限于时间和精力,这次整理本书稿时,我们未能充分利用。钱先生在阅读唐人诗集时随手所做的笔记,里面有许多针对作家的即兴议论和对具体作品的点评,若能辑补到本书每个诗人的小传或作品的注释中,将能让读者更加清晰地领会他选诗的意图。如《中文笔记》(二)第二九三页评宋之问云:“五古惟《夜饮东亭》(‘春泉鸣大壑,皓月吐层岑’。下句乃少陵‘五更山吐月’之祖)、《题张老松树》(‘日落西山阴,众草起寒色’)二首可采。下首尤散行有气骨。此外皆平平。七言长篇《明河篇》尚谐畅,亦乏精警。五言律亦稍露本质,兆尽初唐被服纨素之体,然亦鲜圆妥者。《陆浑山庄》居然右丞之先声。余则迁谪三律(‘马上逢寒食’、‘阳月南飞燕’、‘度岭方辞国’)与《渡汉江》五绝(‘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唱叹无穷,清而善怨,初唐之杰作。”又如同册第二八〇页评刘希夷云:“按希夷当时不为人重,及孙翌撰《正声集》,以其诗为集中之最,品题不谬。初唐人五七言古体,绮丽中而能掉臂出清新者,唯此君耳。”又云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格调已古,然词意芜杂,在张九龄下。特以诗体高蹈自若,人始遂见重耳。”同册第二九四页论顾况云:“大历诸家皆清丽近人,独逋翁峭直。所以皇甫持正称其‘穿天心’而‘出月胁’也。‘上古’十三章质而切,古而达。……七古歌行尤出锋露颖,新健无伦。……近体亦清劲,讲意不讲格,然不如古体。”(按,省略处为征引的例句)论严维时还说:“唐人工五律者多,宋人工七律者多。”针对具体作品的评价,也是有例可援的,如同册第二七九页说骆宾王“《在狱咏蝉》序更胜诗”,乔知之“《绿珠篇》居然能放笔直叙”。这两首诗本书都选录了。

另外,《谈艺录》和《七缀集》中有些议论,对我们认识诗人,理解作品,也是很有帮助意义的。比如《谈艺录》中评白居易时说:“香山才情,昭映古今,然词沓意尽,调俗气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其写怀学渊明之闲适,则一高玄,一琐直,形而见绌矣。其写实比少陵之真质,则一沉挚,一铺张,况而自下矣。故余尝谓:香山作诗,欲使老妪都解,而每似老妪作诗,欲使香山都解;盖使老妪解,必语意浅易,而老妪使解,必词气烦絮。浅易可也,烦絮不可也。”(《谈艺录》第497页)钱先生的这段文字,旨在揭出,白居易的诗歌为追求浅易而会流于烦絮。他只是想就此给人们提个醒,并不是要否定白居易的成就。否则就不会一口气选他184首诗,比《唐诗选》多出了近五倍,更不会在开头说“香山才情,昭映千古”这种貌似自打嘴巴的话。我们注意到,《唐诗选》李贺的诗注中,就有不少地方吸收了《谈艺录》中的观点。《七缀集》中《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在论及王维《杂诗三首》之二(“君自故乡来”)时说:“王维这二十个字的更好对照是初唐王绩《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这首诗(按:指所举的王绩诗)很好,和王维的《杂诗》在一起,鲜明地衬托出同一题材的不同处理。王绩相当于画里的工笔,而王维相当于画里的‘大写’。王绩问得周详地道,可以说是‘每事问’(《论语·八佾》);王维要言不烦,大有‘“伤人乎?”不问马’的派头(《论语·乡党》)。王维仿佛把王绩的调查表上问题痛加剪削,删多成一,像程正揆论画所说‘用减’而不‘为繁’。”(《七缀集》第2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6月版)王绩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和王维的《杂诗三首》,本书中都已收录,有兴趣的读者自可参照这段文字,比较二者写法上的异同。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选、录唐诗,只是钱锺书和杨绛先生学术生涯中一个小小的插曲。他们本来只是打算自己选、自己读,把它作为日常生活的一种调剂,抄成诗录,留赠女儿。虽有人鼓励他选注一部唐诗用于出版,但钱先生已非当年选注宋诗的年龄,体力、精力都不支持他再做这种极度耗神的工作。所以,眼下的这个选本从严格意义上说并没有完成,就连它的选目都只能算是初稿。因为没打算把它用于更实际的目的,钱先生甚至都没有翻读过杨先生抄录的稿子(否则有些笔误是会被纠正的),更不会对选目做更严谨的推敲。笔者之所以在前面说它是一部“随性”的选本,不仅因为它充分体现了钱先生选诗的主观立场和独特视角,还因为它未经仔细的打磨。阅读本书的读者,一定要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庶可使其免遭求全之毁。

题张老松树原文及翻译  第1张

由于这本书,我们不可避免地提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唐诗选》。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唐诗选》虽成书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多少会受点时代的局限,但负责其事的都堪称饱学之士,而且工作态度非常认真,所以该书仍不愧为优秀的选本。如今市面上的唐诗选注本虽然不少,真正能超过这个版本的还没有。我们期望读者关注《钱锺书选唐诗》,绝不是要因此否定《唐诗选》的价值。有心的读者,如果拿两个本子比较着看,说不定能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和收获。

由于我们对唐诗缺乏专门的研究,对钱先生的著作了解也不深,这个整理本和这篇说明性的文字,难免会有很多不足,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周绚隆

2020年8月9日

《钱锺书选唐诗》

钱锺书 选 杨绛 录

《钱锺书选唐诗》的底本是1983年到1991年间,钱锺书先生遴选、杨绛先生抄录的一部唐诗选手稿,其后近四十年,这部手稿从未对外公布。此次首次出版,人文社编辑部对手稿进行了必要的整理,对照《全唐诗》校勘了诗歌正文,增加了诗人小传和难解语词注释,撰写了出版后记。这部唐诗选本收录诗人308位、诗作1997首,体现了钱锺书先生选唐诗的主观立场和独特视角,是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文献;也是比较全面呈现唐代诗歌的艺术特征和风格状貌的大型选本。此外,杨绛先生在抄录手稿时留下了日期、诗歌评论、书法评论、生活杂记等文字,也体现了钱杨夫妇的品评互动。

题张老松树原文及翻译  第2张

在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这部尘封数十年的唐诗选稿,以《钱锺书选唐诗》的面貌正式排印成书。

通过《钱锺书选唐诗》,读者朋友不仅能研习欣赏钱先生选出的可以概括唐诗全貌的2000首诗歌,也能看见两位学人隽永美好的诗书生活。这是一部迷人的充满家庭生活温暖且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图书,出版这部书是我们对钱、杨两位远去学人的诚挚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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