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大度翻译

清平乐中的韩琦

热播剧《清平乐》中,出现了一个与仁宗幼年相见,被仁宗看中并一直倚重的官员——韩琦。韩琦由谏官到三朝宰相,有怎样的为官智慧?他先是支持庆历新政,后来又反对王安石变法,同样是改革变法,他的前后反差为什么这么大呢?其间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一、入职谏官

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人,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人。韩琦出身名门,少年得意,弱冠之年就高中榜眼。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入朝做官,当时新进的士子都向往馆阁高官,但韩琦只担任一些通判之类的小官,甚至于明道二年(1033年),还任监左藏库这种闲官,他倒是也能处之自若。

清平乐中的宋仁宗

景佑二年(1035 年),韩琦到了谏院,成了一名谏官。韩琦在当谏官时,不畏权贵,“时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论列之”,意思是说,别人都不敢说的,他就敢说。宝元元年(1038年),各地因灾荒流民四处流散,而宰辅集团却拿不出任何办法,耿直的韩琦就弹劾宰相王随、陈尧佐和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是庸官,一天之间,四个人都被罢了官。

韩琦大度翻译  第1张

清平乐中的韩琦

同时,他还积极地为正直的范仲淹发声。他为谏官三年当中,上70余条奏疏,其中百分之八九十都被采纳。北宋真宗时,台谏的势力很弱,基本上人微言轻,受宰相的压制。但韩琦敢言敢谏,开直谏之风气。到仁宗朝,台谏的势力压过宰相,夺中暑职权。仁宗时,宰相王曾称赞他说:“比年台谏官多畏避为自安计,不则激发近名。如君固不负所职,谏官宜若此。”意思是说,以前的谏官都不大行,但你做的很好,谏官就应该像你这样!

《开封府》中的宋真宗

凡是涉及国家大事、公事,韩琦都要据理力争,丝毫不让。但在私下,韩琦以宽宏大量著称。据宋人笔记《墨客挥犀》记载,韩琦在当地方官时,曾买到一个心爱的玉酒杯,将其视作珍宝。有一次宴请宾客,他拿出玉酒杯装满美酒让宾客欣赏,但一个下人不小心碰到了桌子,酒杯便跌下来打碎了,宾客们都惊呆了。这个下人也吓傻了,跪在地上等候发落,但韩琦十分大度地说,他并不是有意为之,何罪之有?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

清平乐的少年韩琦

二、西夏战争前后

真正让韩琦走上历史前台的,是宋夏战争。李元昊建夏称帝后,对宋王朝发起攻势。仁宗朝中开始的态度是主守,但元昊寻机会在三川口大败宋军。消息传到朝廷,京师震动,朝臣展开新一轮激烈的辩论。仁宗最终采纳了韩琦的建议,对西夏用兵。同时,仁宗任韩琦为陕西安抚使,调往西夏前线。

影视剧中的李元昊

韩琦之所以能得到仁宗的重用,主要是因为韩琦对边事十分关心,他在做谏官的时候就曾多次上谏,注重北边对辽、西北对党项的防御,应当居安思危,防契丹跟党项变卦。但当时的宋廷因为承平日久,不重视边防,韩琦又人微言轻,上疏没有奏效。但他屡次上疏无疑给仁宗留下了关心边事的深刻印象。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韩琦虽然为文臣,但他也十分重视武略。他说:“如果为儒而不知兵,为将而不知书,一旦用之,则茫然不知其所以克之之道,而败辱随之。”宋代重文轻武的思潮影响之下,选帅多选文臣,文臣节制武将。但任军职的文臣,一般有一种儒将的追求,勤习兵法,以杜预、陆逊等人为榜样,韩琦就是如此,所以仁宗就非常信任他。

韩琦

韩琦在出发去陕西前,还不顾风险举荐范仲淹同赴西北边境。当时的范仲淹,因为犯言直谏而被贬到越州,仁宗说敢为范仲淹申辩,就视为朋党。韩琦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以全族性命做担保,保举范仲淹。于是仁宗任范仲淹为都转运使,协助韩琦。

清平乐中的范仲淹

韩琦到达前线后,“昼则奔走长途,夜则评遣局事”。经过仔细的考察分析,韩琦认识到宋军的缺陷是“兵弱势分”,因此他工作的关键就是练兵,加强军队之间的配合和策应能力。但韩琦年轻气盛,轻敌而导致急功近利,尤其是对军粮后勤工作不重视。在好水川之战中,他的部将任福贪功冒进被埋伏,而宋军粮草难以供应,大败。韩琦上疏自劾,被贬到耀州。在任地方官之后,韩琦也慢慢反思,变得越来越稳重。

清平乐中的韩琦

三、两次变法

宋夏战争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但宋廷已逐渐意识到宋廷的危机。一方面,国内的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流民越来越多,时常发生动乱。另一方面,国家面对辽和西夏的威胁,时力不从心。而且自北宋初年积累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

仁宗感于困局,便锐意变法,重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进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此次改革以范仲淹为主导,韩琦为副手。

清平乐中的富弼

韩琦在新政过程中“先上七事,后陈八事”。韩琦后八事是针对北宋的一些弊端,主张罢黜庸才,选贤举能、消除冗官现象等;前七事基本都跟军备建设有关。当时正值宋与西夏和议,西夏与辽勾结狮子大开口,宰相晏殊厌兵情绪严重,主张一切顺从。但韩琦坚决反对,认为国家应该注重边事,加强军备,选拔军事人才。

这时,韩琦主战的倾向转向主和,主张在河东(今山西)和河北广建要塞,做好战略纵深。同时,因为开封四面平地无险可守,他建议营建洛阳,蓄财屯兵,国家有难好有退路。可惜这条建议没被重视,如果受到重视,北宋可能不会迅速被金灭掉。

清平乐中的晏殊

但新政面临的阻力太大,利益受损集团开始反击。反对派给改革派扣的帽子是朋党,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却毫不避嫌,欧阳修甚至作《朋党论》,辩称朋党有“君子之党”结党为公,有“小人之党”结党为私。自己是“君子之党”。但帝制时代,任何统治者都忌讳臣下组成政治团体,所以仁宗改变主意,终止了新政。其实,韩琦对这一问题十分谨慎,避谈朋党,说自己“惟义是从,不知有党”。

清平乐中的欧阳修

新政失败后,韩琦自请出任地方官,后来又回到朝中。转眼已到神宗年间,韩琦已任首相。此时的北宋,危机已经潜伏得越来越深,但此时的韩琦,历经沧桑,做事越来越稳重,只求就事论事,补救时弊。但这种做事风格,显然无法满足锐意变革的青年皇帝神宗之意,于是神宗罢了韩琦而任王安石。但王安石变法的许多举动偏离初衷,扰民甚为严重,于是韩琦带头反对新法,最终在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预下,王安石出京,新法废除。

清平乐中的曹后

文史君说

韩琦弱冠中榜眼,可谓少年得志。出任谏官之际,韩琦初出茅庐不怕虎,敢言敢谏,做出了“一日之内以片纸罢四宰执”的伟绩。在之后的宋夏战争中,韩琦因急功近利而遭大败。但正是这次大败,让他思考人生,重新定位自己,行事越来越成熟稳重。他的一生经历了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两次改革,但他前后态度差异很大,这其中又有怎样的原因呢?

其实,韩琦不是反对变法,他也致力于拯救北宋的困境。但是他所经历的,让他变得更加谨慎,不赞成幅度巨大的颠覆性变革。尤其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思想是取财于民,对于长期担任地方官,深知民间疾苦的他,是万万不忍加重百姓负担的。新法后期执行的偏差导致民怨沸腾,让韩琦不能坐视不管。对比来看,王安石重“利”,而韩琦更重“义”。

参考文献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刘思丽:《北宋政治家韩琦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作者:浩然文史·烂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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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大度翻译  第2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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