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船录原文加翻译

  日记,就是每日生活的记录。因为其内容和形式都不受拘束,可以任意挥洒,所以成为文学类型中一种很重要的载体。不管在东方或者西方,出现的时间都是比较早的。在西方,据说日记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纪事历。这种“纪事历”是记载行星和天体运行的历书。它成为农耕和游牧民族对季节的变化的预测重要依据来源。

当然早期的日记也记载宗教庆典等公众事务,不像今天专门记载自私人事件。到了公元纪年开始,西方日记开始有了现代日记的特点,譬如每日生活经验和个人内心的表达。文艺复兴以后,日记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尤其佩皮斯的日记更是成为西方日记中的经典。

佩皮斯生活在十七世纪,他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家,英国现代海军的奠基人。他留下一百多万字的厚厚日记,其中对宗教的虔诚,情感的抒发和对世界敏锐的认知能力,构成了这部日记最为有趣的组合。佩皮斯的日记当时用密码缩写而成,一直到一八二五年才被解读出来,到了二十世纪才出版了未删减的版本。

  除了被人津津乐道的《佩皮斯日记》,还有一本日记也被后人高度关注,它就是《安妮日记》。它的作者是荷兰犹太女孩儿安妮·弗兰克。这部日记在一九四七年,用荷兰文以《密室》的名字出版。之后又被译成英文,以《安妮的日记》出版。《安妮的日记》记载了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间安妮与家人和几位朋友,为了躲避纳粹法西斯对于犹太人的迫害,藏身在阿姆斯特丹一间工厂仓库中的密室里种种生活。当时,外面有四处屠杀犹太人的纳粹,以及随时可能被发现而陷入死亡的危险,里面则是必须要忍受八个人在狭窄空间里担惊受怕的煎熬。这种非人的生活,却并没有摧毁这个可爱的少女内心对生活的热爱与梦想。她以幽默和娴熟的笔调描绘着看到的一切。可惜安妮并未等到纳粹法西斯的覆灭,就在二战胜利的前一年,也就是一九四四年,被人告密,遭到了纳粹的抓捕,最后遇难于集中营。安妮去世时,只有十五岁。二战结束后,她的日记被世界多个国家翻译成本国文字,流传于世。

吴船录原文加翻译  第1张

  外国日记的历史绵长,中国的日记,也很悠久。现在所能够看到的商周时期依照干支记日录事的甲骨卜辞,应该是“日记”体例的最早记载。虽然里面的内容充斥着占卜,但依旧不妨碍它成为日记在中国最早的记录。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西汉武帝时期,有《禁中起居注》,虽然是按照月份成册,编年体例,但是实际上还是“逐日记载”的日记体。此外,《唐书·艺文志》记载唐偕有《日录》一卷。《宋史·艺文志》载录唐朝天佑二年《日历》一卷。可见在甲骨卜辞影响下的官修史书中,无论对人事、物象,均有按照日纪事的体例。官修史书的日记体从南北朝以后,逐渐被用于个人的著述或者纪事。譬如南朝时期宗懔的《荆梦岁时记》,多在具体日期下记录风俗习惯。根据唐朝的冯贽在《记事珠》中记载“于授幼年读书,数珍珠以记,日则一遍”,则已有现代日记体例的模样。

吴船录原文加翻译  第2张

  到了宋代,日记则已经广为流行。不仅作品的数量增多,质量也有了很大发展。南宋时,学者周煇曾经在《清波杂志》中写道:“元祐诸人,皆有日记”,由此可知,宋朝的学者文人对于撰写日记,已经形成一种风气。而且大多集中在旅行途中的记录。欧阳修被贬到夷陵,就写了一本《于役志》,记录沿途的所见所闻,以及交游。当然,也不是所有日记都记录旅途见闻,也有记载生活的。譬如黄庭坚被蔡京所陷害,贬到宜州,就写了《宜州乙酉家乘》,凡是亲戚朋友、饮食起居,无一不写,是一部了解他晚年时期的重要书籍。甚至后来陆游、李日华、叶廷琯等人一再引用其中的内容。

  北宋亡国后,“赵家”跑到江南,建立起南宋。疆土更加缩小,金兵不停袭扰,朝廷无力应对,只能求和。百姓和官员对于现状极其不满和愤怒,周必大的日记《亲征录》将这段时间情况都给予详细记录。南宋除了周必大的《亲征录》,还有楼钥的《北行日记》,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这些都是当时比较重要的日记。元朝建立后,到现在还存于世间的日记非常少见。似乎只有郭畀的《云山日记》。这本日记记录了他在元朝至大元年八月到次年十月,在镇江、杭州见到的人物,以及对当地名胜、僧寺、街道、市场、园林的记载,是一部珍贵的地方史料。

  明朝建立后,国家稳定,各种类型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其中日记也多了起来。其中有的记载亲历的战况,譬如有张瑄、袁彬、龚立本等。有的记载日常游历的,譬如徐宏祖、马元调、黄宗羲等日记。也有记载朝政典故的,譬如有文震孟等日记。这些名目繁多的日记,对于研究明朝的历史文化以及生活方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来源。尤其是公安派中的三袁之一,袁中道的《游居柿录》,将十余年的鉴赏书画时看到的人情世故,以及奇闻异事都进行了记录,文字隽永淡泊,后世不仅能从日记中增加对当时社会了解,文字上也能受益颇多。

  除了袁中道,谈迁的《北游录》也是当时明朝末年日记的佼佼者。谈迁这个人生活在明末清初,浙江人,从小家贫,学习异常刻苦。明亡后,开始专注明史,据称“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写下厚厚的《国榷》,署名“江左遗民”,寄托自己对前朝的哀思。他在一六五三年到一六五六年游览北京期间,写下《北游录》。这本日记记录了北京的气候、地理、景观、以及百姓生活状况。

  到了清朝和民国,日记已经非常繁盛。上到朝廷的高官,下到普通文化人,都有撰写日记的习惯。譬如王士祯、林则徐、翁同龢、吴汝纶、张謇、鲁迅、周作人等等都有日记留下。他们的日记文字风格各异,但是对于日常生活、工作、学习都予以记录。后世翻看的过程中,不仅从中感受到了历史的温度,也感受到了大时代的变化。鲁迅甚至还用日记的形式写出中国之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

  从日记的历史发展沿革看出来,日记看似记载小事件,但是却包含有大内容,佛教有言:“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大历史、大时代、大变化、无一不从最小处展现,见微知著,关照日记,其实也在关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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