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绩状翻译

1977年二月立春,钱锺书和杨绛夫妇搬进了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部长楼”。这里毗邻玉渊潭和钓鱼台国宾馆,环境幽静,居住的都是些享受特别待遇的“高层次人士”。

新居四间屋,一间是钱锺书和杨绛夫妇的卧室,一间女儿钱瑗的卧室,一间餐室,顶大的一间用作书房兼客厅。客厅东头是钱锺书的大书桌,西头有一张杨绛先生专用的小书桌,两人日常便在家对坐读书。

大半生坎坷之后,这是钱、杨夫妇首次拥有了一个安妥的居所。钱锺书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年。

就在这间居所里,大约从1983年起,钱锺书、杨绛夫妇开始了一段长达七年、钱选杨抄的“唐诗日课”。钱先生以《全唐诗》为底本,每天选几首,杨先生也每天抄一点,作为品读唐诗和练习书法之用。最终形成了九册手稿,杨先生在首册封面上题名“《全唐诗录》,杨绛日课”,钱先生又补题“父选母抄,圆圆留念”。

此时的钱锺书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并刚刚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皇皇巨著《管锥编增订》。他已年届七十,但朋友们一致认为其“年轻无老态”。1985年,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记者林湄采访钱锺书后写道:

“他中等身材,胖瘦适中,额头很宽,黑边眼镜下,有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上着蓝色中式棉袄,下穿黑色呢裤。看他的言谈举止,全然不像一位年过古稀的人。”

但杨绛先生知道,钱锺书“外表结实,其实是红木家具,摆在那里好看,就是不能搬动。”据钱之俊在《晚年钱锺书》一书中记载,这段时间,钱锺书在给友人的书信里多次提及自己的衰病,最严重的是哮喘,此外常犯喉炎、高血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又得前列腺炎和白内障,夜不能寐,加之目力衰退,“几于废书不观”。

他在给友人郑朝宗的书信里,引白居易诗:“幸免非常病,甘当本分衰”以自解。

“唐诗日课”持续到1991年6月19日。这期间,耄耋之年的钱锺书,一边忍受疾苦相缠,平静地迎接生命之潮的衰退;一边因1980年《围城》在人文社重印、1990年电视剧《围城》的播出而名声大噪。出名之后,信函和登门拜访纷至沓来,以致让他抱怨:“浮名害我,不得清净!”

选唐诗,是这段应酬繁忙、身不由己的岁月中一段小插曲。他的古典诗词学问深湛,早在上世纪40年代便有诗话《谈艺录》问世,这部书被夏志清誉为“之一部广采西洋批评来译注中国诗学的创新之作”。上世纪50年代更在郑振铎的提议下编选并出版了《宋诗选注》。钱锺书还一度参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唐诗选》的选注工作,后因历史原因搁置。

因此,这选本虽供私家观览,却是钱锺书诗学观点毫无羁碍的明晰表达,对于有心的读者而言,也是其晚年心境的寄托与写照。

1993年3月,钱锺书接受人生之一次大手术,取出输尿管中的肿瘤,割去一肾。1994年7月因肺炎高烧再度入院,此后的四年里缠绵病榻,直至去世,再也没能回到三里河南沙沟的家中。在此之前,钱瑗也于1997年罹患肺癌晚期去世。

“父选母抄,圆圆留念”的“《全唐诗录》”手稿,由杨绛先生于2009年赠与了吴学昭。吴学昭在征得杨先生同意后,抱着学术为公的态度,决定将其公开出版。2020年,在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这部尘封数十年的唐诗选手稿,终于得以面世。

厚重的两册诗选,宫墙色的书封,有喜庆和庄重的意味。它引领我们一探这位博通中西的学者的诗心深处,也窥见晚年钱氏夫妇平静而饶有趣味的书斋日常。

私家选本的起因

2020年11月21日,“纪念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钱锺书选唐诗》新书分享会”在首都图书馆举行。那一天,北京迎来了今冬的之一场雪。参与分享会的读者和嘉宾,也因纷纷白雪而有了纯净浪漫的心情。

在分享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谈到钱选唐诗的起因。这部稿子,其实牵扯到一桩“旧案”。

1954年,翻译毛选委员会的工作告一段落,钱锺书先生回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他本属外文组,但此时外文组满员,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将钱先生“借调”进古典组,参与选注宋诗。说是“借调”,后来钱先生再也没被“还回”外文组。这一段事实,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也有记载。

《宋诗选注》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1960年,毛选的翻译工作再次启动,此时钱先生一边投身毛选翻译,一边帮着社科院唐诗组做《唐诗选》的工作。

“《唐诗选》是由余冠英先生主持负责的,当时有陈友琴、王佩璋、王伯祥等等几位先生,后来因为人事原因,王伯祥先生承担了主要的工作,然而或许是感觉王伯祥先生的稿子不太合用,又把王先生的稿子基本放弃,再重新编选。在这个过程中,钱先生参与非常多,包括选篇目、定稿子、具体作品的评点,特别是对《秦妇吟》的讨论,花了很大工夫。”周绚隆说。

在王水照所作《〈唐诗选〉编注工作的回顾》一文中,记录了当时唐诗组召开例会的场景。余冠英、王伯祥等先生“对诗意、诗境、诗风的评赏剖析,都能切中肯綮。钱先生尤其论辩滔滔,犀利明快,大部分时间常在听他说讲”。

王绩状翻译  第1张

开例会的地点,或者在王伯祥寓所,或者在钱锺书栖居的干面胡同十五号学部宿舍。在《容安馆札记》里,钱锺书写道:“诸君选注唐诗,强余与役,分得王绩等十七人。因复取《全唐文》温读一过,合之十年前评识,录于此。”

原来唐诗组分配工作,钱先生一开始就与“大家”无缘,分到中晚唐小诗人。王水照后来也撰文印证:“此书(《唐诗选》)初选600多首,其中小家约占十分之一。1962年时学术环境较为宽松,入选了不少罕见而又有艺术特色的小家作品,这些作品大都没有前人的注释可供参考,因而我们都推给了钱先生。”

此后不久,社科院的人全部下放干校,《唐诗选》工作停滞,但稿子已经基本成型。等到1975年,风波平息,许多工作被恢复起来,余冠英先生决定将《唐诗选》旧稿修订出版。但是,当年钱锺书选的那些中晚唐小家在新的历史阶段已显“不合时宜”,于是被大刀阔斧地删节。

钱锺书没有参加1975年《唐诗选》的修订工作。此时他65岁,刚刚完成《管锥编》的初稿。无论如何,从之前的“强余与役”,到后来的大加删改,这段过程应是让他感到不快的。

或许,正因为看到钱先生“有志难伸”,杨绛先生才主动提议,请钱先生为她和钱瑗选一个唐诗的私家选本。周绚隆说:“钱先生讲过,杨绛先生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的确是。因为钱先生不痛快,杨先生为了平复他的不痛快,对他说:没关系,你选给我看,选给我们看。就这样,他们夫妇之间开始了漫长的选诗的过程。”

因此,钱选唐诗又是一个十分“任性”的选本。没有交稿时间,没有功利目的,成为钱、杨书斋里的一个小小的课业。钱先生今天看这首诗好,就选这首;明天觉得那首心有戚戚,又挑那首。也因为没有篇幅限制,竟然洋洋洒洒选了1997首。而杨绛先生负责抄录,勤勉不怠,一手小楷写得娟秀伶俐。

略初盛而详中晚

北京大学博雅荣休教授、国学院博士生导师葛晓音说,历来选本有两大类,一类为官方所用,比方说《唐人选唐诗》里面有《御览诗》,那是选给皇帝看的;一类是私人选本,特别宋元明清以来居多,这类选本体现选家的爱好和眼光。

“从数量上来看,《钱锺书选唐诗》的大体比例是略初盛而详中晚。中小作家特别多,很多选本不选的诗人都选了,而且有的不知名的诗人选得还不少。”葛晓音说。

在初盛唐的诗人当中,除李白、岑参以外,钱先生所选的诗歌和当代选本大抵一致。唯独岑参只选了3首,李白只选了23首,葛晓音认为,这个数量“与他们在唐诗史上的地位不匹配”。

从杜甫开始的中晚唐诗人作品入选丰赡,且所选的都是公认好诗。葛晓音说:“只是从今人选诗的眼光来看,好像钱先生选诗不太平衡,也有一些选诗特别多而出人意料的。比如元稹45首、王建44首、孟郊37首,姚合33首,韦应物、施肩吾、张祜、温庭筠、陆龟蒙都是31首,贾岛29首,韩愈、许浑24首,都超过李白的23首了。就连顾况也有19首。刚才说的诗人当中,可能施肩吾很多人都不太熟悉,施肩吾的数量竟然超过了李白,让人觉得有点难以理解。”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剑指出,钱选唐诗由于是选给杨绛和女儿钱瑗的,可以不戴面具随其所好大胆地选,不必体现社会教化的目的或政治标准,所以的确是个“任性”的选本,但又是掌控全局,在“博通”基础上的“任性”。

钱锺书在《谈艺录》里提出“诗分唐宋”,把中国诗歌审美类型分两种,一为唐诗类型,注重丰神情韵;一为宋诗的类型,注重筋骨思理。张剑认为:“钱先生总结的这两个类型非常具有开创意义,他指出‘诗分唐宋’非朝代之分,而是就风格分类,是体格性分之殊。唐诗里面也可以有宋诗的类型。”

而在著名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里,钱锺书概括白居易、杜甫、李白三个人的诗歌:李白“词气豪放”,杜甫“思力深刻”,白居易“议论畅快”。

“思力深刻和议论畅快都是宋诗审美范形。在《钱锺书选唐诗》里,钱先生选了思力深刻的杜甫174首,议论畅快的白居易184首,很明显体现出他内心深处对宋诗审美类型更为倾心。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选李白稍微少一点的原因——不是说李白诗写得不好,而是从他自己审美的偏爱来看更偏爱宋调。”

据张剑统计,《钱锺书选唐诗》里选诗数量前十名的诗人为白居易、杜甫、李商隐、杜牧、元稹、王建、寒山、刘禹锡、孟郊、姚合。其中,除了杜甫生活于盛中唐之际,寒山是方外人士,生活年代不好确定,几乎没有初盛唐的诗人入榜。而选诗数量前五十名的诗人里,初唐和盛唐诗人也非常少。

“这也反映出钱先生选的诗和他一直喜欢宋调这个审美范型有一定关系,因为中晚唐和宋代的诗学是一脉相承的,宋初三体:晚唐体、西昆体、白居易体(白体),其实都是承自中晚唐而来。陈寅恪先生亦谈及,中唐事实上开了宋型文化的先河。”

盛世多读白乐天

王绩状翻译  第2张

唐代诗人群星璀璨,谁是钱锺书心里的NO.1?在《钱锺书选唐诗》中,白居易以184首作品位列之一,而杜甫以174首作品屈居第二。“盛世多读白乐天,乱世当为杜甫心。忧患之世,他是喜欢杜甫的;太平盛世,或说平安的时候,他是最喜欢白居易的。”张剑说。

事实上,晚年钱锺书与白居易颇有相似之处。白居易四十岁以后罹患眼疾,据史家考证是白内障,钱锺书七旬之后亦受眼疾之苦。《钱锺书选唐诗》里有白居易《眼病》一诗:“散乱空中千片雪,蒙笼物上一重纱。纵逢晴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又有“早年勤倦看书苦,晚岁悲伤出泪多。……夜昏乍似灯将灭,朝暗长疑镜未磨。”等句,晚年目力不佳的钱先生读来大约心有戚戚焉。

白居易诗中流露的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心境,也受到晚年的钱锺书激赏。譬如白诗《狂言示诸侄》有这样的句子:“一裘暖过冬,一饭饱终日。勿言舍宅小,不过寝一室。何用鞍马多,不能骑两匹。如我优幸身,人中十有七。如我知足心,人中百无一。……”

又有谈及老病情状的“幸免非常病,甘当本分衰”,“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等,被他在与友人通信中拈来自况。

“白居易的诗把生老病死、浮沉起落、世态人情的种种人生体悟发挥到极其细致的程度,而且有些事能够上升到哲理的高度。钱先生选这么多白诗,其中适性自足的人生态度,恐怕与他也是有共鸣的。”葛晓音评价说。

总体而言,《钱锺书选唐诗》展示了唐诗的方方面面,也展示了晚年钱锺书的旷达而幽默的性情。它既选了大量以创作闻名的诗人的作品,也选了像唐明皇、宣宗皇帝、则天皇后、江妃、章怀太子等非诗人的作品;既选了思想性强的像杜甫的《新安吏》《石壕吏》和“三别”等诗作,也选了像韩愈的《嘲鼾睡》、曹著的《与客谜》这类有趣味性而毫无思想性可言的作品。

比如老杜的《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诗中说:“安知决臆追风足,朱汗骖驔犹喷玉。不虞一蹶终损伤,人生快意多所辱。”这是一首“格调不高”,很少出现在其他选本里的杜诗。张剑说:“他比较喜欢选表达日常生活情趣,特别在人生的逆境里面能体现出幽默、能够自解的诗歌。我想,这或许和他的知识分子经历有关系,在逆境中通过自我的审美能力或文化超脱能力,能够对自己的现状进行幽默自解。”

学问只见冰山一角

钱锺书曾担任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资料委员会主任,为图书馆的建立花费了不少心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宁回忆,那时候社科院的同事最容易碰见钱先生的地方,就是文学所的图书馆。

常常有这样的故事。邓绍基先生有一次去图书馆借书,看到钱先生坐在书架旁边的小桌子那儿看书。钱先生问他想要找什么书?邓绍基先生一说书名,钱先生马上告诉他到第几排、第几层找一找。按照钱先生的指示,邓绍基先生立刻找到了那本书。

老先生们的学问仿佛一座冰山,他们真正出版的著作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这是社科院文学所后辈的共识。“为什么说老学者的学问,像冰山潜藏在水下呢?他们很多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读书思考,真正出版问世的东西并不多,大量功夫就沉潜在日课里面。”刘宁说。

从杨绛先生在手稿上留下的点滴记录,可以见出日复一日静心砥砺的痕迹。第五册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有一处标记:“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开新笔。”从这一天开始,杨先生将每首诗作抄录的日期一一标记下来,直到最末一册。伴随这些日期,有时会看见她特别注明的“除夕”“元旦”“立春”“清明”“重阳”“冬至”等重要节日节气,岁月伴随着四季在毛边纸上缓缓流逝。

1988年3月10日,抄写白居易的《眼病》,她留下“切芥菜一个,手抖不能写字”的记录。1989年6月19日到7月13日,杨先生花了二十多天抄录了郑嵎的千字长诗《津阳门诗》,其间也有“二十一日,时腕痛”的辛苦。在第八册杜荀鹤名下《赠庐岳隐者》一诗旁,杨先生写道:“十九日,圆圆生日也。”爱女之情流诸笔端,此日为1990年5月19日。

抄录诗歌,也是日常习字。杨绛先生虽言“十个手指头有长短,习字乃我短中之短”,仍时时有笔下得意者,在手稿上圈出,以示嘉许。周绚隆说:“钱先生和杨先生他们一直在练书法。一直到杨先生大概100岁以后,102岁、103岁的时候,我去看她,她还拿出她写的毛笔字手稿,上面画着圈,写得好的要画圈。”他介绍,《钱锺书选唐诗》的原始手稿影印本亦将推出,读者可以真切看到他们当年选诗习字、品评书法的过程。

这七年,读唐诗、选唐诗,摘抄、记录,已经完全和钱、杨二人的生活融为一体。此时钱锺书精力渐衰,虽仍有宏大计划,但“多病意倦,不能急就”。他坐定书斋,刻苦研读,留下一堆数量和质量惊人的笔记。与此同时,他又时时感到“有身为患”,忙于应对衰老与病痛带来的摧折。

“其实文学就是来自于人的脆弱,来自于人的有限,来自于人的无能、无力、无助,这样一种时刻写下来的诗,会让读者产生很大的情感共鸣,最后从与古人共情中得到一丝安慰。”刘宁说。

普通读者对《围城》作者的印象是出语辛辣近乎促狭,与他打过交道者却知他随和宽仁,杨绛先生有时候嗔他为“大呆”。著名学者范旭仑在《钱锺书的性格》一书里,也说钱先生“文章刻薄,立身长厚”。看钱先生选唐诗,标准也并不严苛,并且总是偏心于表达人类普遍情感的诗作,也不吝于肯定那些藉藉无名的小家作品。

或许因为临近晚景,更能洞悉人的有限和无助,无论对诗、对事、对人,也都更抱有一种接纳、理解和悲悯。刘宁说:“钱先生选择的很多唐诗是很温暖的,他回应了我们在这些时刻心灵上的需要。你读进去,敞开你的心灵,被作品感动,从中感受到艺术的温暖和快乐,这就是读唐诗的意义。”

南都专访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

诗选与钱锺书的笔记对照阅读,会更有收获

南都:请谈谈《钱锺书选唐诗》的出版经过。这部手稿原是杨绛先生生前赠送给吴学昭老师的,吴老师又是什么时候决定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最早看到这份手稿是什么心情?

人文社:关于手稿出版的问题,应该是杨绛先生生前就确定了,具体事宜是吴学昭老师和我们联系的。钱瑗女士和钱锺书先生先后去世,杨绛先生说她留下来“打扫战场”,此后的十几年里,她整理出版了钱锺书先生一系列未出版的著作,包括《中文笔记》《外文笔记》《容安馆札记》等等。《钱锺书选唐诗》的手稿整理出版,也是杨先生生前首肯的。

2017年底的时候看到这个手稿,我们很激动也很震撼。手稿有9册,其中7册抄写在日常习字用的毛边纸上,2册抄写在用过的普通方格稿纸背面。

这是编辑部非常重视的一个项目,因为两位先生都是我们非常尊敬的前辈,他们遴选、抄录唐诗的手稿能够整理出版,不管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对于大众全面了解唐诗艺术,都是很有意义的。我们除了激动、震撼,更多的是由衷的敬佩。

南都:人文社在编辑出版《钱锺书选唐诗》的过程中,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人文社:钱选唐诗手稿原本就是白文诗选,没有标点、注释,没有诗人简介,也基本上没有评论。我们这次出版的是整理本,一方面呈现钱先生选唐诗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希望更多的非古典文学专业的读者能够去多多地阅读唐诗、了解唐诗。这部唐诗选选诗数量是很多的,将近2000首,比我们通常读的《唐诗三百首》多得多。而钱先生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是非常精深的,我们跟随他的选择读唐诗,相信会很有收获。

我们做的整理工作主要是给每位入选诗人撰写小传,为诗歌正文加了些简单的注释,对比较难理解的词语、必要的典故注释出来,让普通读者能够基本读明白这首诗。在手稿上,杨绛先生会记录一些抄写唐诗的日期,以及钱先生和她零星的评论,这些杂记也按照手稿上原始的位置整理排印下来。总之,除了呈现钱锺书先生选唐诗的原貌,也给普通读者提供一些阅读上的帮助。

南都:目前钱锺书先生的笔记、手稿等已悉数出版,《钱锺书选唐诗》的出版,还能够增进我们对钱、杨学术伉俪的哪些认识?

人文社:《钱锺书选唐诗》虽然不像《宋诗选注》有详细的注释和评论,但仅仅从选诗,也可以看出钱先生的诗学观念。

如果你把钱先生的一些相关内容的笔记和这部诗选对照阅读,会很有收获。例如在《容安馆札记》里有一些内容,是可以拿来和这本唐诗选对比阅读的。比如关于晚唐诗风的变化,《钱锺书选唐诗》里选的中晚唐的诗歌不少,一些不太知名的诗人选得还挺多的。他在《容安馆札记》里讲到晚唐诗人的一些特点,包括晚唐诗歌对于宋代诗歌发展的影响。对照参看,可以相互印证。

杨绛先生致力于外国文学翻译,我们社出版的《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等都是她翻译的,都是经典的名著名译。她在抄写唐诗的时候会体现她的学术兴趣。比如抄录薛能《褒城驿有故元相公旧题诗,因仰叹而作》一诗时,她特意在“前过应无继此诗”一句的“前”字旁标记:“future之意。”

通过这些吉光片羽的记录,可以增进对他们学术兴趣的了解。而更丰富的内容,还有待于读者或研究者在阅读中去发现。

专题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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