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史通翻译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不仅有着无间断的历史,而且还留存一脉相承的史籍。在古代,“史”的地位极高,是仅次于“经”的学术领域。古人认为“经”中蕴含了内圣外王之道,偏向理论;而“史”则是经世之学,偏向实践。在《四库全书》里,共收录了2136种史籍,可谓汗牛充栋。

就像文学有诗、词、曲、赋的体裁分别一样,史书中也存在体例上的区别,这是因为人们在用文字来表述某一对象时,总是需要运用一定的写作技巧。例如诗歌便于抒情,散文助于说理,词曲适于吟唱等等。当我们用文字来记载历史时,也需要考虑体例上的选择。如果按年份来记载,则有利于描绘全局,使读者能从纵向看清历史的发展大势;而如果按人物来记载,则有助于细化内容,让读者能从横向深入地了解历史。唐朝人刘知几在研究古籍时候,发现在史书的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过六种体例,它们都有着各自的代表性作品。经过漫长的发展,在优胜劣汰的选择之后,才确立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主流地位。

在《史通》里,刘知几将这六种体例称为“六家”,根据它们的代表作来命名,分别是:《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和《汉书》家。

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

以《尚书》为代表的记言体史书

中国人修史的时间可以上溯到传说中的上古时期,根据《礼记》的说法,那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三坟》和《五典》这类史策。其中《三坟》记载伏羲、神农和黄帝之事,《五典》则收录少昊、颛顼、高辛、唐尧和虞舜之时的文献。由于年代久远,所以唐尧之前的史籍都失传了,只剩下一篇《尧典》。在春秋时期,孔子删定六经时,把《尧典》纳入《虞书》里,然后又采集夏商周时的文献,陆续编出《夏书》、《商书》与《周书》,定为《尚书》百篇。

六家史通翻译  第1张

《尚书》里记载了许多周朝之前的史实,例如大禹治水、太康失国、伊尹摄位、盘庚迁都和武王伐纣等。但《尚书》记载历史的方式不是旁观者的叙事,而是当事人的言行。它将古代帝王将相的诏令、言论汇编起来反映历史,因此内容多为典、谟、训、诰、誓、命之类,故而其体例也被称为“记言体”,属于最原始的之一手史料。

在周朝灭亡后,从秦汉到三国这几百年中都没有再产生具有影响力的记言体史书。晋朝时,有个叫孔衍的人试图恢复记言体的传统,于是对汉魏时期的史书进行精选,将其中的“美词典言”挑出来编成了《汉尚书》、《后汉尚书》和《魏尚书》。隋朝时又有个叫王劭的人将隋文帝当政时期的诏令汇总起来,编成《隋书》八十卷。然而这些书影响甚微,不久就失传于世了,这说明在有新的体例出现之后,记言体已经不适合用来编写历史,因为它有语焉不详、言不尽意的天然缺陷。

《尚书》兼有“经”与“史”的性质

以《春秋》为代表的记事体史书

上古三代的人注重先王的言行,所以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记言的书籍称为“尚书”,而记事的则叫“春秋”。

根据《汲冢琐语》的记载,早在商朝时期就有“春秋”了,当时史官们编了一部《夏殷春秋》。而到了东周,王室衰微,诸侯并起,各国也便出现专门记载本国事迹的史书。在晋国称为“乘”,在楚国叫作“梼杌”,而沿用周礼的鲁国则继续称为“春秋”。

孔子之前,晋国有过一本专门记载晋献公事迹的《晋春秋》,在鲁国则有一部记载隐公以来的《鲁春秋》。孔子晚年编订五经后,又对《鲁春秋》进行了改编,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包夏、举秋兼冬,采用微言大义的笔法,写成上至鲁隐公、下终鲁哀公的孔子版《春秋经》。这本书将244年间发生的大事情全部记载在内,成为记事体史书的代表作。

因为孔子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所以儒者们都认为续《春秋经》乃是僭越之举,导致《春秋经》之后没有续书。

孔子之后无人敢续《春秋》

以《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

《春秋经》具有微言大义的特点,一般人读不懂其中的深意,这就需要一些有名的大儒来进行解释,其中最早解释《春秋经》的书籍便是《左传》。

《左传》沿用了《春秋经》里的编年结构,但它不再局限于春与秋二季,而是具体到了月份,有时甚至精确到日期。因为《春秋经》具有大事记的性质,许多事情都是一笔带过,对人物和事件缺乏介绍与交代。所以,为了让人们能够读懂《春秋经》,《左传》对事件的内容进行了增补扩充。后人在参考《左传》来阅读《春秋经》时,就会发现《春秋经》具有纲的性质,而《左传》则是具体的细目,后者才将编年叙事的方式给发扬光大了。

《左传》记载的是春秋时期的历史,在进入战国之后,编年体便后继无人。西汉时期,又出现了《公羊传》与《毂梁传》两家,但它们更偏向于经而不是史,其主要作用也是释经而不是叙事。直到汉献帝时期,荀悦才模仿《左传》来写了一部西汉的编年史。荀悦领命后;之后晋朝人袁宏又续写了《后汉纪》,而乐资则追续《左传》,写成一部从周贞王到秦二世的《春秋后传》。至此,从春秋到东汉的编年史便连在了一起,从此以后,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编年史。如干宝的《晋书》、裴子野的《宋略》、吴均的《梁书》和何之元的《陈书》等等。在北宋时期,司马光博采众长,将这些编年史全部统一为一本《资治通鉴》,标志着编年类史书达到了顶峰。

《通鉴》上起东周,下至五代

以《国语》为代表的国别体史书

周朝时期,封建诸侯,各自为国,每国又都有自己的历史。但对于尊王的人来说,他们都同属于周朝。因此,有人便采诸国之史,编成一部总的国别史,这便是《国语》。《国语》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分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

而战国时期,小国覆灭,强国林立,纵横之士遍布天下,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文章。因此,西汉大儒刘向便模仿《国语》的体例,编成了一部汇集东西周、秦、齐、燕、楚、韩、赵、魏、宋和中山的《战国策》。

在秦汉一统之后,国别体类的史书逐渐衰落,有名的只有一部《吴越春秋》。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分崩,晋人司马彪便写了一本《九州春秋》来记载袁绍、吕布等诸侯割据的历史;而陈寿的《三国志》也有国别史的性质在其中,它从魏蜀吴三个角度来记载三国的兴衰。西晋灭亡后,中原地区沦陷入胡人之手,先后建立起来了十六个以上的国家,北魏人崔鸿为此写作《十六国春秋》。

国别类史书的最后一部代表作当属唐人李白药父子编的《南北史》,它将南北朝至隋朝的所有朝代全部囊括入其中。从这《南北史》之后,国别史逐渐融入纪传史里,仅在《旧五代史》中又复活过一次。

以《史记》为代表的通古纪传体史书

司马迁所编的《史记》出现在记言、记事、编年和国别四家之后,所以它能够博采众长,成为集大成者。《隋书·经籍志》载:“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为了将这么多不同体例的史料统一在一起,司马迁发明了一种叫做“纪传体”的新体例。

在《史记》中,“本纪”部分实际上就是模仿《左传》而作,将三皇五帝到汉武帝之间3000多年的历史事件全部记载在里面;而“年表”部分则是模仿《春秋经》和《世本》,用简练的语言来记载这段时间的大事记以及王侯世系的传承;“世家”部分则模仿了国别史,将各诸侯国的历史梳理清楚;最后,“书”与“列传”是司马迁的首创内容,他将《甘石星经》《封禅册文》等官方史料汇编起来,分成《天官书》等内容,又通过采访纪录等方式,获取古代著名人物的历史资料,为他们单独列传,记叙其生平。

《史记》是之一部纪传体史书,而且它具有通史的性质。夏商周秦汉是不同的朝代,但却被它记载在一起,没有进行特意的断代,从远古传说一直记载到当代为止。在南北朝时,梁武帝也命人修了一部《通史》,上自太初,下终南齐,共六百二十卷。北魏常山王元晖也 *** 写作班子,编了一本《科录》,起自上古,终于刘宋,实际上是模仿《通史》的作品,这两部书现在都失传了。

以《汉书》为代表的断代纪传体史书

班固的《汉书》是在《史记》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作品,它也采用了纪传的体例,同样有纪、志、表和传。不同的地方在于汉书对记载的年代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它上起汉高祖,下终于汉平帝,孺子婴及王莽部分则以附录的形式出现在最末尾。

《汉书》编于东汉时期,但它不止于当代,而是止于西汉灭亡,实现了断代,为前史所未有。《尚书》终于秦穆公,《春秋》终于鲁哀公,《左传》终于鲁悼公,《史记》终于汉武帝,实际上都是“未完”之作。《汉书》则终于王莽篡汉,将西汉王朝如何兴起、如何发展以及如何灭亡的历史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使世人能够完整的窥见一个政权兴亡的全貌。这种断限方式为后世正史所采纳,使中国的历史具有了朝代史的特点,能够隔代修史,更便于记载与阅读。

六家史通翻译  第2张

从《汉书》以后,断代的纪传体与编年体逐渐发展成为史学的两大主流。前者为《二十四史》,后者为历朝实录。此外又以纪事本末、纲目体等为补充,使中国的史学蓬勃发展,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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