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瞻列传翻译

丰子恺漫画《高柜台》。王振忠供图

自1996年起,我先后出版过《斜晖脉脉水悠悠》《日出而作》和《山里山外》三部随笔文集。其中的第二部,主要文章源自1998年以后在《读书》月刊上开设的“日出而作”专栏,再加上同时期发表于《万象》《寻根》等杂志上的学术随笔。

此次结集的小书,取名为“从黄山白岳到东亚海域”。诚如副标题“明清江南文化与域外世界”所示,其内容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有关明清时代江南社会的文化现象,二是对域外世界的状摹与追寻。

徽州地处黄山白岳之间,“黄山白岳”也就代指皖南的徽州,这是我最近三十多年长期关注的区域之一。在书中,我首先勾勒出晚明人文地理书写的复兴轨迹,并聚焦于皖浙边缘山区的社会建构,追寻历史劫难之流传,发掘年湮代远的相关记忆,聆听黄山钟鸣的世纪回响,关注波流披靡之中的苦乐异景,剖析“徽州朝奉”在江南诸多传奇之递嬗演化,感叹晚近庚子洪灾中的风雨沧桑……

整整30年前,谭其骧先生就在《复旦学报》上撰文,呼吁应加强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他指出,中国人“对人文地理现象的记录和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禹贡》,而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卷末所载的‘域分’‘风俗’中,对战国至西汉各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商工矿各业的盛衰和风尚习俗的差别,都有极其生动具体的叙述”。不过,汉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忽视了人文地理的记述,有关人文地理现象的文献东鳞西爪,这种情况直到明代才有所改观。对此,谭先生特别指出,在明代,丘浚的《大学衍义补》、章潢的《图书编》、谢肇淛的《五杂组》以及王士性的《广志绎》,都是这方面颇为出色的论著。在他的倡议下,上述诸书都受到历史地理学界的重视,有的还出版了专门的研究论著。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松窗梦语》中最为系统、更具价值的是《商贾纪》。在我看来,《商贾纪》无论是谋篇布局还是行文措辞皆是在刻意模仿《史记·货殖列传》。事实上,在明代,《货殖列传》受到不少人的追捧,一些徽商甚至是将《货殖列传》当成必读的教科书,以期从中汲取有益的从商经验。在写法上,《史记·货殖列传》较为系统地概述了“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各区域的经济特点及其相互联系,深刻地揭示了形成区域间差异的历史渊源和环境因素。而《商贾纪》也注重区域的划分、区域特征和人地关系等方面的观察与研究,将经济与文化、风俗诸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察。另外,张瀚(1510年—1593年)的《松窗梦语》作于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王士性(1546年—1598年)的《广志绎》自序于万历丁酉,即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而谢肇淛(1567年—1624年)的《五杂组》则出版于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无论是作者之生活时代还是著作的成书年代,皆以张瀚的《松窗梦语》为时最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商贾纪》对人文地理现象的系统描述,标志着《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相关传统在明代的全面复兴。

在明清经济史和人文地理研究方面,徽商及徽州风俗历来是令人瞩目的一个重要问题。张瀚在《商贾纪》就指出:“商贾之子甘其食,美其服,饰骑连辔,织陆鳞川,飞尘降天,赭汗如雨。懁巧捷给之夫借资托力,以献谀而效奔走,燕姬、赵女品丝竹,揳筝琴,长袂利屣,争妍而取容……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夥,故贾人几遍天下。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休宁和歙县是徽州府最为重要的两个县,也是商业发展最早的两个县。万历《歙志》的编纂者谢陛,就曾仔细研读过《史记·货殖列传》,他将歙县的现实与之相对照,在方志中单列《货殖传》一篇,详细分析了两者的不同。其中的不少资料,后为顾炎武和黄宾虹等人所沿用。

从明代中叶以来,在江南的盐业、木材、典当、布业等行当的经营中,有相当多的徽商活跃其间。在当时,一些席丰履厚的徽商财富多达数百万两白银。及至清代,更高至千万以上,他们位居中国财富排行榜的最顶端。这些徽商,对于江南而言是囊丰箧盈的外来者,他们与六朝时代的“胡人”以及唐宋元时期财大气粗之 *** 商人也颇相类似。所以,江南民间传说中以“徽州朝奉”取代先前的“胡人”及 *** 商人,显然亦顺理成章。

在16世纪的东南文化市场上,徽商俨然成了执牛耳的盟主。而在万历前后,江南一带的西汉玉章纷纷被徽州富人以高价购去,尽管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极尽讽刺之能事,他们认为这是“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甚至还刻薄地喻之为官印堕于茅厕。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州朝奉挟其巨资,在江南各地频繁“识宝”和大规模“取宝”的过程。除了文人雅玩之外,自明代中叶以还,徽州典当商与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这是因为:在“无徽不成镇”的江南,民间素有“无徽不成典”或“无典不徽”的说法,此一说法是指江南一带的典当铺多是徽州人所开,即使不是徽州人所开的典当铺,其中的职员也大多是徽州人。狭义的徽州朝奉,就是指徽州典当铺里的职员。在江南,尽管典当铺中的徽州朝奉一向为人所诟病。但在另一方面,此处又素有“典当是穷人的后门”的说法。当地人进出典当铺,认为是“上娘舅家”。如在上海,人们昵称大当铺为“大娘舅”,小当铺为“小娘舅”,而当铺亦称其顾客为“外甥”。这些,都说明典当业与日用民生关系极为密切,为不少人须臾不可或缺。而在传统时代,一般民众挣扎于贫困线上下,他们于青黄不接之时,总要进出典当铺,以典押财物暂渡难关。久而久之,许多人就将自己的穷困潦倒,与徽商之财聚力厚比照而观,进而认为自己的苦难皆是徽商之重利盘剥所促成——这就是“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之类传言出现的原因,也是“徽州朝奉来取宝”故事大批涌现的背景。

在明代,歙、休因其富名在外,故二县的赋役负担即使在徽州也是首屈一指。

在传统时代,吏役是行政运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角色。举凡赋税催征、拘拿疑犯,皆需吏役。正因为吏役的重要,在许多场合,吏役窟穴其间,上下其手。他们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特别是这些吏役下乡,往往剥肤吸髓,破人身家,酿成了无数人间惨剧。“堂上一点朱,民间千滴血”,反映的就是无比残酷的事实。

有鉴于此,在明清时代,不少有识之士,纷纷殚思竭虑地采取各种措施,力图限制吏役的职权。在清代,县级行政运作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征收钱粮中的自封投柜,以及滚单、纸皂之例。所谓自封投柜,是指清初为了严防不法官员滥用职权,随意多征或重复收税而采取的措施。此后,各州县经征各项钱粮,均设立一银柜,加钤司、府印信,民户交纳之银钱,皆自行投入柜中,吏役人等皆不得假手其间。此外,纸皂、木皂催科亦成为较为普遍的做法。在徽州文书中,目前发现有不只一件的“纸皂”:

这张印刷品右上长框中写着“纸皂代差”,左边下部画着一个头戴暖帽的清代差役,右手举着“专催欠户”之牌,左手则提着一长串绳索或镣铐,其上有“不用酒饭,专催玩户,如再抗延,签拿究比”的字样。如此形象,意思是对当事的欠户先礼后兵。“不用酒饭”,当然是相较于真实差役下乡而言。右边纸皂上的正文,则密密麻麻地写着官府的催缴通知。此“纸皂代差”文书,上面写有真实的姓名,并钤有官印,应是实际执行过程中形成的实物。

纪瞻列传翻译  第1张

清代官府执法中的“纸皂代差”,是一种颇为理想化的制度设计,它希望小事由乡族调处,大者才用“纸皂代差”,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差役扰民,而且对于违法者也是先礼后兵的一种警告。从其初衷来看,这是一种便民措施,也通常被视为为官一方的德政。不过,一方面,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涉嫌违法者可谓五花八门,其中,循规蹈矩的“良民”固然不少,但钻山打洞之“刁民”想来亦不乏其人。因此,无论是“纸皂代差”还是“木皂代隶”,其实际效果仍然不理想。而在另一方面,差役总在想方设法寻找扰民的机会。根据理想设计,以纸皂自拘,两造至,直接由官员判定是非曲直,而不假手于吏役。不过,原告与被告常常视如水火,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势必会引发争执。在这种背景下,原告很可能就会勾结吏役,撕衣毁票,将事情闹大,以激怒官府,从而使得事态变得不可收拾。这就为吏役的正式介入,创造了充分而有利的条件。看来,理想化的制度设计虽然看似完美,但在执行过程中,实际上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却颇为复杂。

纪瞻列传翻译  第2张

频繁的商业活动与社会流动,使得徽州形成了大批契约文书。

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是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两大重要发现。敦煌文书发现于1900年,大约半个世纪以后,徽州文书之一次大规模发现。前者是指甘肃敦煌所出5至11世纪的多语种古写本及少量印本,这些原始资料多达5万件以上,目前除了国内之外,英国、法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亦多有收藏。而徽州文书则是指皖南徽州地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书资料,年代从南宋迄至1949年前后。抗战结束后,著名学者方豪首度在南京购得少量珍稀的徽州文书。而在1956—1958年间,在收藏家郑振铎的影响下,徽州文书在皖南之一次被大规模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商业史研究受到空前重视,徽州文书遂再度大规模发现,此种新发现迄今仍不绝如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知的徽州文书总数已高达100万件(册)。这些资料除了海外的少量遗存外,绝大部分保存在中国的公藏机构及私人收藏家手中。而以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为史料基础的“敦煌学”和“徽学”相互接续,成为20世纪新兴的两门学问。目前所知,唯一与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皆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大概非许承尧莫属。对于徽州文献的情有独钟,使得好古博雅的许承尧,成了徽州亮丽的名片,成为传统时代徽州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

在《边缘山区的社会建构》一文中,笔者指出:对于徽州文书的认识,目前在历史学界,仍有一些人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误解。在他们的印象中,徽州文书不过只是一些土地契约,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皆是通过市场买卖辗转而来,缺乏系统性的脉络,从而使得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其实,此一臆断,完全是不了解迄今为止徽州文书之收集、整理和研究的现状,他们的错觉仍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而事实上,徽州文书是迄今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民间文书群,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还以其类型多样、内容丰富、持续时间长久而闻名于世。虽然说在最近数十年,各地的民间文书层出迭现,但可以断言,没有一个区域的文书质量可以与徽州文书相提并论。就像黄忠鑫在歙县廿五都飞地找到的那批文献一样,新近发现的徽州文书,有相当多皆有着很好的系统性脉络。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与其他区域不同,丰富的传世文献,使得徽州有着极好的“史料环境”,任何一种文书的新发现,往往很快就能在整体史料环境中寻找到相应的坐标,从而发挥其独特的研究价值。因此,与其凭恃臆见,对现有的文书史料多所责难,还不如面对客观现实,清楚地了解作为历史学者的擅长与局限。在我看来,通过实地考察是为了增加感性认识,于传疑传信之间发现富有价值的历史线索,真正读懂手头的民间历史文献,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

徽州虽然僻处皖南山乡,“山限水隔”,地理上颇为闭塞。但随着徽商的无远弗届,以及土特产与外来商品之转输,人群互动、文化碰撞及社会流动极为频繁。犹如精美的徽派老房子,高墙深屋虽然幽暗,但厅堂前的一方天地,依然透着屋外的光亮,“四水归堂”中精心呵护的盆栽,也在此天地交接间自由地呼吸吐纳,从而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明清时代,无数徽人志欲经商,远谋财利,他们自新安江东下,风帆快利,几经辗转进入长江三角洲。从那里开始,逐渐汇入浩瀚的东海,驰骋于东亚世界。而30多年来我个人的学术研究,也是以“徽学”为起点,逐渐延伸至域外文献与东亚海域史的研究。

迄今所见,反映长崎贸易最为重要的文献,是徽商汪鹏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作于长崎唐馆的《袖海编》,不仅为中国人的之一部日本通史——翁广平《吾妻镜补》所频繁征引,而且还先后被收入《昭代丛书》和《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及至19世纪中叶,该书又被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所获,为此,茨韦特科夫著有俄文译本《中国人关于长崎的札记》。此外,1941年,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亦将《袖海编》一书翻译成日文,并附有日文简介及注释,在东京出版。这些不同的文本,若影与月俱、香随风送,于长天远水之间遥遥相映,成了海内外了解18世纪中国人如何认识日本的经典之作。

16世纪以还,徽州墨商的营销 *** 广泛分布于江南各地。除了徽墨商品输入日本之外,江户时代还有中日制墨技术的频繁互动,这是民间物质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江户时代日本著名的墨商松井元泰,从其父亲一辈开始,就认真钻研中国的制墨 *** 。元文四年(公元1739年,清乾隆四年),经过官方的特许,松井元泰曾亲自前往当时的“锁国之窗”——长崎,会见了从事中日贸易的数名清朝商人,对中国墨详加探究。他还通过前来长崎贸易的中国海商,与在苏州一带经商的曹素功以及詹姓婺源墨商有过交流。宽保二年(公元1742年,清乾隆七年),松井元泰刊行了《古梅园墨谱》,此一墨谱,显然是模仿明代的《方氏墨谱》和《程氏墨苑》等,其中,就特别记录了徽墨的图式。透过《古梅园墨谱》等域外文献,我们对徽墨之海外流通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交流,有了更多的了解。

1997年,作为复旦大学派遣的校际交流学者,我首度赴日本访问。其间,于内阁文库出版的史籍丛刊中,找到了一份《唐土门簿》抄件,收入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幕府官员宫崎成身的《视听草》中。宫崎成身的生卒年虽然不详,但他活跃的年代是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此书是宫崎成身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编辑而成的一部海外文献资料集。《唐土门簿》之前的一份资料,题作“兰妇(文政十二年长崎到着妇人肖像并赞,刊本)”,“兰妇”是指一位荷兰商人的妻子,“文政十二年”相当于清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在江户时代,日本推行闭关政策,长崎是唯一“锁国之窗”,只允许中国和荷兰商船前来日本贸易,故而两份资料胪列在一处,应当都是与长崎贸易有关的史料——据此推测,《唐土门簿》应是来长崎的中国商人携带的一份人名簿册,其内容反映了与该商人有关的苏州批发商之姓名与住址。从《唐土门簿》中填写的人名、地名和店名来看,这些商人从事的行当主要涉及染坊、布店、银匠店、毡店、麻袋店、糖栈、药行、当店、钱庄和置器店等。由此可见,开设于苏州街衢巷陌间的店铺,以经营布匹、食糖和药品为数最多,这些,都与清代苏州与日本长崎的贸易活动完全吻合。

1997年,我刚到日本后不久,所在大学就组织前往冲绳观光,那是令人终生难忘的一次旅行——昔日琉球国的风俗民情,以及与福建沿海的密切关系,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日本的将近一年间,除了冲绳之外,我还曾孤身一人前往山水佳胜的长崎旅行,独自漫步于长崎的街衢巷陌。其时,虽然身处异国他乡,却时时生发出似曾相识之感。与冲绳类似,作为日本江户时代的“锁国之窗”,长崎在不少方面也与中国交往频仍,尤其是与福建沿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交流。“海水连琼浦,遥瞻日出乡”,本书中的《长天远水琼浦月》等文,皆立足于中国史研究的学术本位,从远处眺望历史上中日之间的频繁交往。

例如,关于江户时代长崎唐馆内中国人的生活,最为生动的汉文描述首推《琼浦佳话》《译家必备》等唐通事教科书,而颇为直观的图像则莫过于各类唐馆图。目前,关于长崎唐馆图已出版有两种资料集:一是2003年出版的《长崎唐馆图集成》,二是2005年出版的《唐馆图兰馆图绘卷》。

中古时代,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使隋,递交的国书中自称“日出处天子”——这是7世纪初日本面对西邻强国刻意表现出的自尊姿态。而今,借助江户时代的这些唐馆图,则让我们遥望历史,而有了许多清晰的发现。

近世东亚形势波云诡谲,倘若结合中日相关史料,可以看到——福州的土神信仰,随着东渡的僧侣和海商水手,被放在了东亚贸易、东西文明冲突的背景下去演绎……中国人,确切地说是从事东西洋贸易的福州人,与早年的长崎诹访神社之信仰有着不解之缘。此一例,集中凸显了东亚海域的跨国贸易、移民 *** 、民间信仰、文明冲突等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同时亦隐含着民间文化交流中极为丰富的诸多内涵。

近数十年来,以区域取向探析和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史研究领域蔚然成风。此后,文化史,特别是“眼光向下”的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之发展,更促进了当代史学的演进。而区域社会史的 *** ,亦为域外汉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随着域外文献的大批刊布,在东亚视域中,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主体不再是笼统的“日本人”“中国人”或“朝鲜人”,而是还原为具体人群之间的交流,政治史、贸易史以及广义的文化史可望转向社会史的研究。这对域外汉籍史料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区域视角,使得相关研究得以更为深入。在此背景下,各类图像,域外汉文文集、笔记,以及语言课本等,遂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翻阅这些资料,在全球史的视野下瞻瞩中外盱衡古今,令人时常有邂逅佳景、胸襟畅豁之感——长崎唐馆图、唐通事相关史料以及长崎浮世绘等,为中国区域研究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平添了诸多线索,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在我看来,历史上的繁华废兴若山情水态,遥望千山竞秀,静听百鸟争鸣。吾辈远引旁搜,质疑求是,既需近观细思,又要遥瞻远眺。既要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瞻顾中外,还应当溯流寻源,聚焦于水云深处的黄山白岳,较近距离地细致考察江南的那一域旷野沃壤。(王振忠)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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