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诗》翻译

章学诚先生的学问之道,为后世学者交口赞誉。他主张方志应为世所用,益于家国;学问之旨,在于治史鉴后,而非治经入官;“良史”应“才学识”三者兼备,“必知史德”,即“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他治学重启发、贵独创、主质疑、力辨析,一生所追求倡导的,只在于学术要经世致用、治学贵乎有所得。

章学诚的《诗》翻译  第1张

从学术、文化发展史讲,学术之精神,研究之要义,治学之生命,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有所创新,为文化长河贡献新知新识。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章学诚说过,方志和国史一起,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读史可以知兴替,唯继者方能开新。史志典籍,是我们这个“旧邦”灵魂的载体;继承发扬,是我们这个“旧邦”的老树新芽。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浙江乃至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蒸蒸日上,新时代的方志人勇敢地突破古旧方志“一本书”的本本主义,开创了“一业为主、多业并举”的地方志事业新局。

读此书又印证梁漱溟一句话:“什么叫学问?学问就是有主见。洋洋三百篇,犹若连篇晒开历史主见的大晒场。梁启超因此称他为“集史学之大成的人”,而章太炎、胡适对章学诚的宏大新睿之观点,则直叹为“拨开云雾见青天”、“石破天惊”。

章学诚的《诗》翻译  第2张

《文史通义》非一般学人所能通读,但奇怪的是,前些年国内学者还仿佛在“望美人兮隔云端”之时,国外学者却对章学诚做了许多研究,其中美国汉学家倪德卫在专著中评价道:“章学诚是中国曾经出现过的最富吸引力的思想家之一

在他的思想架构中展示了极强的原创精神和想象力。他必将作为中国的一个哲学家而享有重要地位。而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该认识这一点的时候了。。

他发前人所未能发,言世人所不敢言,这在思想禁锢、学术窒息的十八世纪中国,实为难能可贵。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他批判道:“《易》讲 言有物而行有恒 ,《尚书》讲 诗言志 ,而如今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诗人,何其纷纷!然则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言之无物而偏欲言,诗无情志而偏欲诗,自此比比皆是矣!”章学诚为此大声疾呼:“学问经世,持世救偏!”治学必须发扬实事求是精神,以经世致用;学术必须联系历史和现实,以经得起实践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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