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著梅花定说君翻译

薛元明

今日立冬。“天水清相入,秋冬气始交。”秋去冬来,是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古往今来的书画印中都有表现“立冬”主题的作品,如敦煌出土的汉代简牍、王羲之《冬中帖》、王铎《澹圃山房阔》 、石涛《仿米山水图》、吴昌硕手札等等。深秋,万物安静地飘落、沉眠、潜藏,只愿冬天就这样开始走向更深的时光,不知不觉地与来年的早春邂逅。

立冬是冬季开始。“立,建始也;冬,终也,万物收藏也”。此时读到宋末元初诗人书法家仇远关于立冬的诗句:“细雨生寒未有霜,庭前木叶半青黄。小春此去无多日,何处梅花一绽香。”感觉极其应景:迟来的丝丝小雨携来了微寒,庭前院落里的树叶半青半黄,还在变色,秋天还没有彻底远去……。仇远是杭州人,所描述的是南国情形。南方的冬天来得要晚一些,即便立冬了,仍是秋色浓郁。西北地区的红黄景象还未完全褪去。而在北国,早已是苍穹混沌、凄风冷雨、寒霜冰雪,以至于万物萧条、落叶翩飞,雁影无踪、蛰虫无痕。

自古多情人易悲。花开一季,人活一生。人生如同四季,春种、夏耕、秋收、冬藏,理当如此。人生须和季节一样分明,遵循自然规律便能心态平和,得以安然。再是严寒的季节,也得学会让心情安暖舒适。落花翩翩,却不尽寂然,因为有墨香、书香相伴,可以思接千载,驰骋万里,沿着古碑帖的幽径,流连砚田无边。执笔为念,默书数行,用心灵去触摸李白的《上阳台》,用深情去感悟苏轼的《寒食帖》,难得有一份惬意。生活是嘈杂的,生命却是孤独的。时间的地老天荒,尘世间的万种风情,都是心灵深处最隐秘的希冀。黑白世界中,大小粗细、方正圆斜、浓湿枯淡,相映成趣。这些发自内心的墨痕字迹,乃是一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纸张发明和大量运用之前,中国人利用竹简与木牍作为书写载体。西北地区是中国书法的宝库。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和甘谷汉简并称“四大汉简”,发掘地都在甘肃。近代三大文物发掘中,汉简、写经和甲骨文,成为直接影响书法史进程的大事件。除了甲骨文在中原腹地,汉简和写经都在西北。最重要的是,这两种法书都是墨迹,得以清晰地看到当时书写的状态。西北处于乾卦之位,按照五行来说,冬天属水,西北方在五行属金。西北乃中国内地通往西域之要道,尤其是两汉时的雍凉之地,乃西北首府所在地,曾是佛教东传的要道与之一站。汉时即设四郡,戍兵屯田,成为汉朝经略西北的军事重镇。回想起唐人的诗句,无论是“西出阳关无故人”,还是“春风不度玉门关”,所描述的是同一场景。

简牍由官方统一 *** ,尺寸有严格规定,标准的官方文书纵23厘米,横1.1厘米。除竹简外,主要选用不易晕染、不易折断的胡杨、红柳和松木 *** 木牍,造价不低。汉简书风的恣肆、率意,不事雕琢,令千年后的我们,怦然心动。这些震撼人心的原大字迹,不过是厘米之内而已。一旦放大,便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正是得益于放大技术,汉简直接引发了晚清以来书风的丕变。无数不知名的作者,创造出不朽的经典。然而在当时,不过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份报告,也可能是一封家书。因为作者不可计数,遗于后世的汉简作品,风格蔚然大观。汉简不仅有非凡的艺术价值,更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即便是军国大事,最终通过细小的个人之事呈现出来。

西汉 敦煌马圈湾简牍

这枚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其实是一份出关“申请书”——“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关啬夫广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寿陵里赵负趣自言,夫訢为千秋燧长,往遗衣用,以令出关。敢言之。”“元康”为西汉宣帝年号,“十月壬寅朔甲辰”即公元前65年十月初三日。当下辛丑年立冬,恰好也是十月初三。也就是说,这件汉简面世,已经整整2086年。这位女子的丈夫在玉门关外值戍,她在立冬前请求出关,为丈夫送御寒衣服。适逢辛丑立冬,目睹这件汉简,虽然暌违两千余年,却仍能感受到亲情、爱情之美,嘘寒问暖,一如当下。时间仿佛凝固了数千年。

现代人有再熟悉不过的纸本和电子日历,其实古代也有按年月日干支顺序排列的“日历”,使用者们会记录重要事件或者行程,当时叫做“质日”或“视日”。海曲汉简《汉武帝后元二年视日》上记:“十四。丁酉、丙申、乙未,夏日至居郭门一(日)。甲午、癸巳、壬辰、丙辰、乙卯、甲寅、癸丑、壬子、立冬、辛亥、癸卯、壬寅、辛丑、庚子、己亥,戊戌冬日至居户一日。天汉二年城阳十一年。庚辛甲酉亥子不可秩息。”从这件汉简可以看出,天干地支之间,留有长段的空白,留出来用以填写需要办理的事情。历史典籍中最早出现的节气纪录,是《尚书·尧典》的“四仲中星”,即夏至、冬至、春分和秋分。春秋时代,产生了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与“二分二至”,合称“八节”。海曲汉简《汉武帝后元二年视日》中残存了春分、夏至、立秋、立冬等属于八节的名称,乃是中国历法中节气演变的见证。

西汉 山东日照海曲简牍《汉武帝后元二年视日》

汉代是强盛之极的大一统王朝。汉代书法乃至整个汉代艺术因此而呈现出拙朴雄大的气势,展现了蓬勃旺盛的生命力。这种整体性的力量和气势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承载了强大的民族精神。历代王朝越往后,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融合”,涵盖各种元素的融和。从这个角度来讲,汉代及这之前的艺术,无疑更为纯正。

魏晋六朝三百年是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国家分裂,政权更迭,整个社会像走马灯一样。书法见证人心,纪录时代。这三百年的书法,呈现出多头发展的迹象,甚至不乏乖谬和变异。尽管如此,多头潮流中,仍存“二王”这一主脉,乃魏晋风流的绝佳见证。王羲之《冬中帖》写道:“十一月四日羲之白:冬中感怀深,始欲寒。足下常疾何如? 不得近问,邑邑。吾故苦心痛,不得食,经日甚为虚顿。力及不具。王羲之白。”冬天来了,羲之写信给朋友,天冷了,叮嘱朋友要注意足疾。因为不能当面问候,心里感到过意不去。而自己呢,一直苦于“心痛”,吃不下饭,身体也不太理想。这件手札有章草笔意,显然是个人成功变法之前的作品。王羲之书法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风流倜傥,潇洒出风尘,后世自然有无数的膜拜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多人都是王羲之的门徒,包括像米芾、赵孟頫、董其昌和王铎这样的大师级人物。

东晋 王羲之《冬中帖》

王铎是学“二王”的高手,在明末异军突起。他的书法来源主要是颜米王三家。王铎极其崇拜米芾,被吴德旋推崇为“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然人品颓丧,因为降清而被与赵孟頫同归于“贰臣”。最有意思的是,董其昌书法同样取法颜米王三家,与王铎却截然不同。所以说,取法二王,本质上涉及到“师面”还是“师心”的问题。这对于当下书风极度雷同的现状,颇有启示。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想与众不同,就一定能做到。

王铎对王羲之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章法和墨法上,一生吃着二王的法帖,将尺牍书风拓而为大,“涨墨法”的运用,使得行草书的表现从“线”到“面”,故而有“后王胜前王”的褒奖。当代王蘧常章草出现后,也有一样的评价。书法就是这样,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发展、创新。对比来看,王羲之身处乱世,朝不夕保,所以感慨“死生亦大矣”。这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王铎晚年适逢明清易代,天崩地裂,降清后生活了八年,生不如死,极度压抑。从某个角度来说,王铎就是为了书法能有大成而屈膝投降的。当个人书艺炉火纯青之际突然面对生死抉择,心尤不甘。王铎没有选择杀身成仁,而是苟且偷生。同属晚明“三株树”的黄道周和倪元璐,皆从容赴死,很自然地,与王铎身后的声名,判若云泥。王铎晚年的书写材质要好一些,精品迭出。王铎没有辜负自己,极其勤奋,冬夜试笔,呵冻研墨,自抒胸臆,一件是《澹圃山房阔》 诗轴,款字中有“庚寅冬日书”,去世的前两年,笔走龙蛇,万马奔腾。另一件是《赠文吉大词坛》诗轴,对于王铎来说,又是一个不眠的冬夜。书风苍茫博大,然时有怪诞之姿,无疑与心境的压抑有关。

清 王铎《澹圃山房阔》 诗轴

清 王铎《赠文吉大词坛》诗轴

相比王铎的命运多舛,苏轼一生虽然仕途不尽如意,甚至时常处于政治斗争的夹缝中,不是被发配就是在发配的路上,但东坡自有解脱之法,一生快意,在地狱可以活出天堂的滋味,由此成为世界闻名的“最有趣的人”。要想成为艺术家,必须要有一颗有趣的灵魂。面对现实中的种种不幸,苏轼从容找到化解之法。贬谪到了岭南,吟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诗,被贬至海南,写信给儿子:“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对儿子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把吃生蚝的事说出去,要是这个秘密被人知道了,恐怕那些北方人听说这里有这么好吃的物事,就该学我,求着皇帝把他们贬到海南来,跟我争抢这天下的美味。看看,难怪他的政敌要气得半死。苏轼一生虽然颠沛流离,但笔耕不辍,诗文书画收获颇丰。

北宋 苏轼《孟冬薄寒帖》

说著梅花定说君翻译  第1张

这件《孟冬薄寒帖》出自《郁孤台法帖》,为南宋聂子述在绍定元年(1228)汇刻于江西赣州府赣县郁孤台。“孟冬”又称“小阳春”,即每年冬季的之一个月。其中写道:“孟冬薄寒,恭惟门下侍郎台候万福。轼即日蒙免,罪戾之余,宠命逾分,区区尺书,岂足上谢。又不敢废此小礼,进退恐栗。未缘趋侍,伏冀上为宗社精调寝兴,下情祝颂之至。谨奉手启,布陈万一,不宣。”这是苏轼对朋友表示感谢的一封信,没有具体特别的事项。虽为刻本,但笔致圆润丰腴、酣畅古雅,为苏轼传世作品中少见。

伊秉绶有强烈的“苏子情结”。嘉庆五年(1800),时任惠州太守的伊秉绶带着下属翻修惠州白鹤峰下的苏轼故居。在清理墨沼时,捞出一方端砚,砚背当中刻着一个“轼”字,侧边有“德有邻”的款。伊秉绶喜不自胜,便将这方苏子砚台视若拱璧。伊秉绶膜拜苏轼,更主要是思想上的认同。苏子活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儒道思想交替作用。嘉庆十二年(1807),伊秉绶的父亲去世,丁忧回乡,一呆就是八年时光。这是仕途的寂寞之期,却是伊秉绶艺术创作的高峰期。临《裴岑纪功碑》虽说是临,其实乃典型的创作风貌。用笔饱满雄健,结字古拙厚朴,整体气势恢宏。正文共两行,行距靠近,字距稍离,两两相对。“敦、煌、竟”等字笔画虽多,但布白均匀,从容不迫,“大、守、此”等字笔画虽少,但小中见大,厚重磅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幅书曾被转赠。左边留有题跋:“馨圃大兄过小斋,见墨卿太守书此帧,甚好之,因以转赠,己卯春仲,叶尊并识”。题字笔法精到,一气呵成,与正文珠联璧合,成就一段佳话。

清 伊秉绶 临《裴岑纪公碑》,癸亥立冬

在整个清代书家群体中,吴鼒(zī)可谓名不见经传,但因为“鼒”字难写而记住了他。吴鼒是清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侍讲学士,善书能画,工骈体文。最主要的代表作是《墨林今话》。此书比作者本身名气更大。从“试论当酒亦名将,况世说诗存古经”对联来看,主要取法集王《圣教序》,唐代虞世南、褚遂良,兼学董其昌,得俊逸之气,因为诗文修养深厚,字里行间极见文气,所以能在当时的馆阁潮流中独具一格。由其所学,可见当时取法的普遍常态。

清 吴鼒,丙子立冬

面对朝代更迭的历史潮流,个人没办法改变,但可以根据真实的内心做出选择。王铎选择投降,石涛作为帝胄,选择成为遗民。“遗民情结”支配了其一生,也致使石涛一生不合时宜,借助书画探求生命的自在之境,抒写内心,我自为我。遗民情结主导了石涛的山水画创作。从某个角度来说,石涛的确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是一个艺术哲学家,所以《石涛画语录》能够成为中国画学史乃至中国美学史的压卷之作。上海博物馆藏石涛《仿米山水图》轴款字云:“风急湖宽浪打头,钓渔船小兴难收。请君脱去乌纱帽,月上丝纶再整游。定老年兄远以此纸嘱笔写山,用米颠刷字法,寄上一笑。时辛巳立冬四日清湘瞎尊者写。大涤草堂。”辛巳立冬是1701年,石涛正好是花甲之年。这幅仿米家山水整体上的确有风急湖宽浪打头之气势。字也是学米芾的,可见痛快之意。所谓“诗言志”,由此题款,当知真实不虚。

清 石涛《仿米山水图》,辛巳立冬

吴昌硕和石涛类似,活在一个变革的大时代,但又有不同。石涛面对的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吴昌硕身处的则是新旧时代的转变。吴不是遗民,成了遗老。“海派”中这样的大佬不在少数,诸如沈曾植、康有为、李瑞清和曾熙等。新旧时代相比,市场化和商业化因素的渗透,对于书法家乃至整个艺术家群体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旧传统和新思潮之间,在吴昌硕这一代人身上,呈现出的依然是“旧学”烙印。吴昌硕生性嗜古,其诗尤喜用僻典,故而晦涩高深,但有时也难免迂腐。八十岁时的手札写道:“雨后东篱野色寒,骚人常把落英餐。朱门酒肉熏天臭,醉赏黄华当牡丹。(画菊)色如美玉丰神好,香与芝兰气味同。庭院笙歌初散后,亭亭一树月明中。(画玉兰)荷气迎秋天影,赏秋人醉倚阑干。无风波处真难得,浅水芦花画里看。(画荷)癸亥立冬后三日,成志仁兄雅嘱。”吴昌硕大篆成就更高,影响更大,行草书成熟最早,应用最广泛。笔致老练,收放自如,篆、隶、楷、行、草各种笔法熔于一炉,用墨润燥相宜,结体中宫收紧、四面辐射,风格雄浑苍劲、恣肆老辣,虽是尺幅小品,却有排山倒海之势。吴缶庐一生精力旺盛,创作势头强劲,作品数量丰沛,含金量极高,诗书画印都达到巅峰之境。“甲申立冬”刻“大壶”,边款写道:“甲申立冬日,大壶先生嘱,仓石”,时年41岁。“丙寅立冬”刻“还读书庐”,已经83岁,“老缶不治印已十余年矣,今为大仓先生破格作此,臂痛欲裂。方知衰暮之年,未可与人争竞也。”由此印可知,吴昌硕因为臂膀疼痛,十多年不刻印,对于鉴定其代刀和伪作,具有一定的作用。两枚印章相距近四十年。吴印风格成熟早,但始终没有结壳,勇猛精进,可见大师风范。

近代 吴昌硕手札,癸亥立冬

近代 吴昌硕刻 还读书庐,丙寅立冬

近代 吴昌硕刻 大壶,甲申立冬

吴昌硕有“诗书画印”四绝之称,在其之前有赵之谦,在其之后有齐白石。赵为“海派”先驱,齐则属“京派”,但赵之谦对于齐白石影响很大。齐白石习惯上称自己“诗之一”,有故弄玄虚的意思,其实是印章当家。吴昌硕的印章也属“头牌”。对比来看,吴昌硕算得上古典时代最后一位艺术大师,齐白石称得上是新时代的之一位艺术大师。但大师和大师之间也存在落差,尽管风格品评在某些地方缺少可比性,但总的来看,齐白石的艺术深度无法和吴昌硕相颉颃。齐白石的“功劳”,是在绘画题材方面有开拓性,改变了文人画所追求的情趣之美,趋于质朴和家常主题,青菜、萝卜、苍蝇、老鼠等不登大雅之堂的物事成为入画题材。其实早在赵之谦和吴昌硕手中,已经有过一些尝试,只是到了齐白石手中,创作更多而已。立冬到了,北方人喜欢大白菜炖粉条,或者是小鸡炖蘑菇,吃起来热乎乎的,且又方便省心,故而成为家常菜的代表。齐白石很爱画白菜。有关齐白石曾想以自己画的白菜换一车真白菜的段子,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齐白石是真的喜欢大白菜。《白菜》题款:“不独老萍知此味,先人三代咬其根。借山翁制。”齐白石喜欢白菜,蕴藏着对家乡的怀念之情,也是对现实生活的知足常乐。

近代 齐白石《白菜》轴,纸本设色

说著梅花定说君翻译  第2张

另一件《白菜蘑菇》 题款:“白菜之佳无过北地,菌野之美惟有南方,雁来去时方生。菌类之风味,能超群者此种也。土人呼为雁来,惜无蘑菇等之有大名耳。白石山翁並记。”人对于喜欢吃、习惯吃而后来却有吃不到的东西,会滋生念想。齐白石离开家乡,成了“北漂”。北地的白菜好吃,也易吃到,但家乡那呼作“雁来蕈”的蘑菇却再难吃到,便格外想念。南方的雁来,就是北方雁去之时。时值秋冬之季,美食可以弥补时空位移的缺憾,时不时画一下美食,可以缓解个人心里对人世的五味杂陈。

近代 齐白石《白菜蘑菇》轴,纸本墨笔

针对吴齐篆刻,曾有人提出“有毒”之说。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吴齐皆臻于高寿,风格达到极致,学之者难以化出,开拓空间小;其二,容易只学到毛皮,甚至变得一身习气。相比之下,黄士陵的印风属于开放型,能够发挥的余地大。归根结底,关键还是取决于个人是否为“善学者”。学不好书印,原因多半出在作者自身,不能责备所取法的对象,所以“吴齐印毒”之说,要么是无中生有,要么是以讹传讹,总之,可以休矣。最令人感慨的,是吴齐之间的恩怨龃龉,已成为一桩“公案”。据实而论,吴对齐有提携之情,但对于大家来说,一旦在理念上无法同步和合拍,最终都会分道扬镳。

众所周知,齐白石的老师是王湘绮。其实,齐白石在京城之时,还有一位老师,就是徐州人张伯英。书法史中还有一位张伯英,就是东汉张芝,首创“今草”,被尊为“草圣”。近代张伯英乃碑学大家,是清末探花冯煦的入室弟子。张伯英热衷北碑,过人之处在于舍弃了魏碑点画的锐利形态,追求刚猛、沉着、遒厚的韵味,独树一帜。其实无论是帖学还是碑学,关键在于取法理念,同出一源,各呈其态。张伯英曾在北洋 *** 任职,目睹官场的腐败黑暗,毅然引退,从此开始了鬻字治印的职业生涯。对照其书风来看,可谓“书如其人”。

近代 张伯英,己卯立冬

从赵之谦开始,再到吴昌硕、齐白石,书画家印人的职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邓散木虽是职业化书印人,但与当下的职业化有本质的不同。“职业化”有两层意思:一是专注力,平生的精力和心思全部集中于此;二是书印成为饭碗。有的偏于前者,有的偏于后者,有的两者侧重。因为此种差异,直接导致风格和趣味不同。邓散木膂力过人,可以直接徒手刻巨大的青铜印章。最惊人的是创作数量,堪称古今之一。一般的印人,平生数量不过三、四千方,多一些的过万,最多的二、三万已是极限,邓散木一天几十方的创作势头,几十年如一日,至少近十万方。“风华正茂”刻于1953年,证明了一点,《毛主席诗词》系列印章这种形式,邓散木很早就已经尝试。广而言之,在“系列主题印”方面,邓散木具有开创性。

当代 邓散木刻 风华正茂,癸巳立冬

相比邓散木的职业化生存状态,台静农的书法属于学者字,但在学者字中又独具一格。学者字一般都比较严谨,甚至难免拘束刻板,但台静农书法却能做到潇洒与凝重兼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陈独秀影响。陈的书法更多一些随性和放浪。台有两件立冬时节的横幅作品。一件“黍米斋”,乃去世前两年所作,风格老辣苍茫。另一件内容是苏轼《望湖楼》诗三首,款字写道:“书苏诗,不觉袭其笔意”,时间要早上五年。历代很多文人,内心对于苏轼天然就有一种向往和崇拜。台静农的作品,落笔险峻,古拙遒劲,点画如刀切玉,利落有神,结字奇崛,笔意高古,有一种冷逸孤傲的韵味。台静农是近当代书家中,学倪元璐而能自出机杼的代表人物。学养深厚、阅历丰富是成功的根本原因。

当代 台静农,癸亥立冬

当代 台静农,戊辰立冬

立冬时分,秋天最后一抹色彩在梦里无声溜走,有时还未来得及享受够温婉和古韵,未来得及参悟那一份寂寥与闲愁,就被催促着来到冬天。“天水清相入,秋冬气始交。”秋去冬来,是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其实人的生老病死,又何尝不是如此?丰子恺曾说过:“人生也有冬夏。童年如夏,成年如冬;或少壮如夏,老大如冬。”立冬之后,冬天就会在寒风冷雨中悄然来临。初冬草木凋零,万物匿藏,干净开阔,就像经年岁月中那些空白时段,也带来一季的萧瑟和迷茫。屋外的虫鸣匿迹销声,窗外各种树上金灿灿的黄叶一夜间簌簌地落尽。但愿这深秋的万物安静地飘落、沉眠、潜藏,只愿这难捱的冬天就这样开始走向更深的时光,不知不觉地与来年的早春邂逅。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责任编辑:陆斯嘉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