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惜谷中云的翻译

考古证今 宜慎宜信——《草庐对研究新编》躬耕地望部分读后

王汝涛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草庐对研究新编》,笔者于1996年10月底才得到一册,因为论文的内容属于笔者离休前主持的一个研究室研究的课题范围,因此认真地阅读了一遍。由于此书主旨在于证明诸葛亮躬耕地在今河南南阳市,阅读中随时取东方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作比较研究,同时查阅了一些有关资料。其间又收到1996年8月打印件《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诸葛亮躬耕地学术座谈会”纪要》及《南阳日报》1996年7月4日刊登的由李兆钧、王建中二位先生撰写的《秦汉南南(阳)两郡分界的地理学研究》一文。阅读中边思考边作了些札记。读后总的感觉是:(1)《草庐对研究新编》(后文简称新编)诸文是在《诸葛亮躬耕地研究新考》的基础上撰写的,又是针对躬耕在襄阳隆中说的《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后文简称地望集),为反驳其中论点而展开争鸣的产物,因此,很多论文较(新考》诸文研究得深入了些,举证也慎重了些。例如过去轻易否定《汉晋春秋》、《诸葛亮故宅碣文》、《水经注·沔水》等文献资料,如今改为研究后提出己说的研究 *** 。可见展开争鸣是有益的。(2)对躬耕地的研究、逐渐集中于带有关键性的几个问题上,例如探讨建安12年以前南郡与南阳郡的分界线问题,李的《碣文》写成时刘弘在何处的问题等等。这样详观双方对自己观点的陈述,更容易使读者判断谁正谁误。(3)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和推理,得出诸葛亮故宅多元说及区别寄居地和躬耕地的新主张。新主张能否站得住呢?自然应该进入争鸣者的视野。(4)书中有些论文,涉及到研究 *** 领域。研究 *** ,虽不应只是一元的,但研究历史,因研究客体已是历史事实,不再是变数,故论什么 *** 所追求的,乃是一个“信”字。而《新考》中,有些研究 *** ,为内容上求新求异服务,不能求信。这种 *** ,值得探讨一番。

《新编》中,《诸葛亮躬耕地之争评议》文末,作者提出了学术争鸣不应偏离正确方向这一原则。《纪要》中,任崇岳先生的发言,主张“学术争鸣……只有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讨论,只有努力地挖掘史料,加以爬梳剔抉,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一文一发言的这种主张,应该是参加争鸣者双方遵循的原则。躬耕地的争鸣,还会继续下去,笔者在阅读了上述资料,作了一番对它的爬梳、鉴别之后,拟撰文参加争鸣,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求历史事实的真与信。明确地说,鄙见赞同襄阳说,至于管见是否有当,则留待读者鉴别,也欢迎不同意此文者本着“疑义相与析”的精神,撰文平章。

一、早期资料毫不含糊地说躬耕地在隆中

这里所说的早期资料,指出现时代较早的四库史部正史、别史及地理类中的文献资料,时间下限为唐代。宋代以后的方志家谱、碑文等不采入,因为这三种资料,多固于地方观念、或取传说、或取私家家乘入文,不加别裁,易致纷坛。倘为文辨正,又会导离主要研究方向,故屏去之,免致枝蔓丛生。当然,倘运用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两重论据法”,有地下出土的汉魏两晋文物以证更,那是更好的(安金槐先生就提出了这种意见)。无奈眼前尚无可资利用的此类文物,故只能单独利用文献资料。

下面略按写成的时间顺序,排比一下这些资料,加按语以说明其可信程度及在本课题研究中的价值。至于资料中某些文句,争鸣双方有不同解释,则在后文详予辨正。

(一)诸葛亮《出师表》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出师表》进呈于蜀汉后主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亦即写作于这一年。因为诸葛亮生前没有文集传世,他的文集是在西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春由陈寿编成进呈的(当时曾称为《诸葛亮故事》),倘若当时问世,距亮上表时已经过了47年。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被晋灭,陈寿乃“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65篇,号《三国志》”。(此据《华阳国志·陈寿传》而言,按理,吴平后还得有一两年时间才能撰完《吴书》,因《晋书·陈寿传》未记写成《三国志》的年代,故无法比勘)。因为“躬耕于南阳”,是诸葛亮自己说的,故被称为考证躬耕地的“之一手资料”,这本是无庸置疑的。但是由于古代郡县建置的时间错位,不少研究者或有意,或无意地将错就错,认为只据这5个字就证明躬耕地是在昔之南阳县,今之南阳市,那就很值得商榷了。考,今之南阳,在汉末为南阳郡属下的宛县,魏、晋南北朝均因之(北魏一度分置上陌县,后周并宛县入上陌,称上宛县)。到了隋朝初年,县名始改为南阳,唐、宋、金、元、明、清、民国初年,一直不变。故,诸葛亮所称的南阳,只能是郡名而不可能是县名,更非确指隋朝才建置的南阳县,即今之南阳市。

有人说,《三国志》中,凡称“南阳人”而下面不缀以县名的,都是指郡治所在地宛县人。或许陈寿撰《志》时定有这么个体例吧,但诸葛亮写《出师表》时,不会预料陈寿有这个晦涩不明的体例,毕竟陈寿写《三国志》时,已在他写《出师表》的50年以后,他只是自说躬耕南阳郡而已。

因而正确地说,诸葛亮的“躬耕于南阳”一句,凡有历史地理学知识的人,都只能理解为躬耕于南阳郡(指建安十三年以前的南阳郡)的某地。至于是何地,就有赖于从那个时代或接近于那个时代的其他文献资料中寻找答案。

(二)晋李兴的《诸葛亮故宅碣文》(节录)

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键为李兴为文日:“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低,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异世通梦,恨不同生。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努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愁,又何秘要……昔尔之隐,卜惟此宅,仁智所处,能无规廓。日居月诸,时残其夕,谁能不残,贵有遗格。惟子之勤,移风来世,泳歌余典,懦风将厉。遇哉逸矣,厥规卓矣,凡若吾子,难可究已。畴昔之乖,万里殊途,今我来思,靓尔故墟。汉高归灵于丰、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罔两于仿佛,冀影响之有余。魂而有灵,岂其识诸!”

此文写成的时间在晋惠帝永兴年间,永兴前后共3年,《资治通鉴》系李兴由西蜀出使刘弘事于永兴元年(公元304年),撰此文当亦在这一年。此文晚于陈寿撰《三国志》24年。上引全文及说明,见于东晋王隐《蜀记》,裴松之引入《三国志·诸葛亮传》注中。王隐,《晋书》有传,记其太兴初(公元318、319年)为著作郎,撰《晋史》。后豪族虞预私撰晋史,曾窃王隐书内容,又谤隐官,隐依庚亮于武昌,书乃得成,是为王隐《晋书),至于其撰《蜀记》,史无记载,然上引裴松之注后面又有一注:“王隐《晋书》云:'李兴,密之子,一名安’。”二书大约成于同时。庚亮镇武昌为公元334年7月至公元340年正月事,王隐成《晋书》,当在公元336年前后,距《三国志》成书约56年。距亮呈《出师表》109年。

这条资料,是最早谈到诸葛亮故居的,李兴文中的故乡、故墟,实指故居,而王隐的简短说明已明言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王隐此文的可靠,有《晋书·李密传》的记载为外证。文日:“(密子)李兴……刺史罗尚辟别驾,尚为李雄所攻,使兴诣镇南将军刘弘求救,兴因愿留,为弘参军而不还。尚白弘,弘即夺其手版而遣之。兴之在弘府,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俱为之文,甚有辞理。”有人承认李兴碣文,而又曲解文义,证成其南阳说,却不承认王隐《蜀记》中的点明诸葛故居在隆中那几句,说是:(1)王隐此人,缺乏史才;(2)《蜀记》不被人重视,可能在南朝后期已经失传;(3)王隐对李兴祭亮时(该文称李兴为亮故宅立碣闾之文为《祭诸葛丞相文》)的官衔都弄不准,表明他对此事未作认真的考究;(4)根据李兴《祭文》分析,其祭亮场所实发生在汉水之北的南阳郡宛城附近云云。除第四条理由外,均用来贬低《蜀记》的记载,但是王隐的记载与正史《晋书》的记载只有详略之分,立诸葛孔明碣的记载(不应称为什么祭文)是相同的,《蜀记》所记,是否定贬低不了的。至于李兴文写成的时间及当时刘弘是在宛还是在襄阳等问题,笔者有专章辨析,详后文。

(三)《三国志》注引《汉晋春秋》文及习凿齿其他有关文字

《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日隆中。”(《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习凿齿《与(桓)祕书》:“吾以去五月三日来达襄阳,触目悲戚,略无欢情,痛侧之事,故非书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擅溪,念崔徐之友;肆娣鱼梁,追二德之远;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抚乘踌躇,慨然而泣(下略)。”(载于《晋书·习凿齿传》)

习凿齿《诸葛宅铭》:“达人有作,振此颓风,雕薄蔚采,鸱阑惟丰。义范苍生,道格时雍。自昔爰止,于焉盘恒。躬耕西亩,永啸东峦。迹逸中林,神凝岩端,罔窥其奥,谁测斯欢?堂堂伟匠,婉翩扬朝,倾岩搜宝,高罗九霄,庆云集矣,鸾驾亦招。”(《艺文类聚》卷64)

上列习凿齿的三种文字,《汉晋春秋》成书的时间,据《习凿齿传》,是在恒温“觊觎非望”时。桓温在废海西公,立简文帝之后,一直有不臣之心,简文帝薨,孝武帝即位是他最不满意的事,《桓温传》:“温初望简文帝临终禅位于己……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愤怨。”时为咸安二年(公元372年)。《汉晋春秋》54卷,习凿齿当是早已着手撰写,故暂定“亮家于南阳之邓县”一条,写于公元370年,距《三国志》成书90年,距亮上《出师表》145年。这项资料是头一个提出亮躬耕陇亩时,家在南阳郡邓县隆中的。《与(恒)秘书》写于他大忤桓温意,为荥阳(全晋文作衡阳)太守又罢郡回襄阳时,时间约在公元370年以前,因为简文帝还活着。这条资料提出了从襄阳西望隆中便想起了卧龙好为《梁父吟》的事,正证明他据亲身经历才能写出诸葛亮家在襄阳西隆中的资料。《诸葛宅铭》写作时间,《水经注》有记载,但有错字,据《金石存供考》校正,当作于晋穆帝升平五年(公元361年),时间更早于《与(恒)袐书》,文中“躬耕西亩”句,明显以为故宅即躬耕地,不是躬耕地在宛县,故宅(有人称为寄居地)在襄阳,躬耕地亦在襄阳。

此三项资料中,前两项一被裴松之收作《三国志》注,一见于正史《晋书》中。习凿齿本传称他“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汉晋春秋》一书,记东汉光武帝至西晋末愍帝两朝事,缀以(春秋》之名,重点在三国部分,为蜀汉争正统,是当作“正史”来写的,尽管以今日史学理论评价,争正统之事值得斟酌,但他当时便被视为史学家,“朝廷欲征凿齿,使典国史,会卒,不果”。他以史学家身分,著录隆中属邓县,这是不易推翻的文献资料。何况他是襄阳人,对以襄阳为中心的附近各地地理位置,自当言之有据。没有任何更为有力的汉魏晋历史资料可以否定习凿齿三证诸葛亮故居在襄阳,说什么“《汉晋春秋》不是正史”,这无法说服史学工作者。因为“正史”的概念萧梁时才出现。

(四)南北朝地理类书籍记载

刘宋盛弘之《荆州记》:“襄阳西北十许里,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宅西有三间屋,基迹极高,云是孔明避水台……习凿齿又为宅铭。今台铭见在。”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条:“沔水又东迳乐山北。

昔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每所登临,故俗以乐山为名。

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键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云:“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云。

上二种资料中,盛弘之《荆州记》成书于刘宋文帝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上距《三国志》成书157年,距《三国志》裴松之注之完成仅8年。惟其书今佚。上引2条,前者引自《大平御览》卷180“居处部·宅”,后者引自同书卷177“居处部台”。《太平御览》多保存有价值的今佚之书,为治学者所称道前条证实诸葛故宅在隆中,惜晚8年,未能被裴松之引用。言距襄阳十许里者,是自襄阳西界万山算起。后一条证实了习凿齿确有《故宅铭》,并且孔明避水台及习凿齿的故宅铭元嘉时尚存在。《水经注》成书于6世纪初,郦道元死于公元527年,姑定成书时代为520年,则晚于《三国志》成书250年。虽然时间长了些,但是后代对《水经注》作为历史地理学一巨著,评价极高。上海人民出版社在《水经注》王国维校本的《前言》中说:“在内容上,不仅叙述了水流的发源和流向,使水道清晰可辨,还兼及流经地区的山岳、丘陵、阪泽的地望,重要的关塞险障,郡、县、乡、亭、聚的地址及故城和有关的历史遗迹。对于每一条水道都多方印证,力求核实它的方位和流域……故《水经注》在资料方面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是研究历史地理、水利沿革和中国古代历史的一部重要资料书。”它引用古籍168种,其中颇有后世罕见的古代地理著作,故治先秦、秦汉史者不因为其成书晚而轻之,反而多取以证明史实发生的地点。

但是《前言》中又说:“此书在雕版印刷问世前的五百多年间,流传完全依靠传抄,因而出现了很多残缺诡漏,自北宋起开始雕版印刷,至明清时期,所有各种刊本也就各自相应存在着残缺错漏……在不同抄本、刊本传刻中间,有错行、错页、错段至于文字上的衍讹错,则为数众多。”这说明《水经注》所记内容虽然确实可靠,但因传抄版本问题,因文字的讬错,又出现一些小的错误。

上述资料,一是明确指出隆中在河水南岸;二是指出隆中是刘备三顾草庐之地;三是证明刘弘(季和)和李兴(安)作宅铭是在此地;四是指出习凿齿对此宅复作《宅铭》。这样,前面所引的各项资料,均因此书得到证实,其内容受到肯定。

《新编》中,有论文专论此条资料,指出此条记事有两处错误:一是李兴写“宅铭”时,刘弘官居镇南将军而非车骑将军;二是东晋无永平的年号;因而全面否定《水经注》的这一大段文字。

其实追记前代的事,南北朝时常有对事中的某人,称其最后官职的。看一下《世说新语》,例子甚多,如记王导、王敦早年在洛阳事,称之为丞相,大将军。记许询年少时事,称之为许掾。再看“大将军语右军:'汝是我佳子弟”条,王敦(大将军)死后27年,王羲之才为右军将军,两种称呼同时出现于一句中,后之读者不以为非,称刘弘为车骑,正因为他最后一任官为车骑将军,荆州刺史,只是循例而已。这种例子《水经注》中甚多,如“沔水……迳当阳县之章山东”条,那注云:“山上有故城,太尉陶侃伐杜曾所筑也。”按陶倪讨杜曾时,官职为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时为晋慰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陶倪为太尉,是公元329年事,已是16年后的事了。

至于说习凿齿写宅铭为永平五年事,永自是“升”字之误,前人已有校正此字误者。既然《水经注》文字论误者甚多,怎能因误字而否认《水经注》这一条的记载。何况据《荆州记》的记载,宅铭至刘宋时尚存在于隆中亮故宅中,足证习凿齿书宅铭确有其事,不容否定。

(五)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卷21《襄州襄阳县》:“诸葛亮宅,在县西北二十里。”卷21《山南道二》:“万山,一名汉皋山。在(襄阳)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云:‘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

李吉甫上《元和郡县图志》,事在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上距《三国志》成书已五百余年,似不当据以考证汉,魏间事。然而此书有一个特点,即其中存有古代地志资料,极有价值。《四库全书总目》介绍它:“舆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的之一部目录书,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存书,多被网罗其中,唐时,舆记图经既已“散佚无存”,偶见于此书中的古资料,虽吉光片羽,亦有很大价值。以所引的这两条为例,之一条说诸葛亮宅在襄阳县西北20里,不再提邓县,显然是北周省邓县,隆中并入襄阳以后的资料,而第二条资料,时间就要早得多了。它是保存下来的建安十三年以前的资料(其辩证见后文《评李、王二先生的南南(阳)分界说》部分)。这一资料的价值在于既证明了当时邓县的一部分确在汉水之南,又指明与襄阳的分界线是襄阳西面的万山。“襄阳无西”被称作“古谚”,年岁应当很久了。

前面说过,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二句,只能得出躬耕于南阳郡中某地的结论。至于到底指郡中何地,还得其他文献资料证明。今举出的后面四项资料可以证明:(1)诸葛亮故宅在襄阳西的隆中。(2)故宅即躬耕地。要想否认这个结论,只有全面否定2~5项所有文献记载。笔者对资料本身的可靠性已经作出了辨析。要否定这些资料,敬请举出可靠的文献实据,万勿凭推理、感觉,凭否定枝枝节节作出结论,笔者也希望能看到驳斥拙文的可信资料,只有这样,学术争鸣才可以深入进行下去。

二、对《新编》一书中几个关键问题的商榷

(一)躬耕地、故宅、寓居地的区分法不合史实

这三个名称指的是一个地方、两个地方还是三个地方呢?

《新编》中周光林先生的宏文《从刘弘祭亮场所看诸葛亮躬耕地》认为:(今南阳)卧龙冈是诸葛亮躬耕时生活之地,而隆中则是其上学时的寓居之地。襄阳隆中和南阳卧龙冈都有诸葛亮故宅。关于诸葛亮躬耕南阳,举出的主要理由,便是李兴为刘弘写的那篇文字,本篇论文作者一直称之为《祭诸葛丞相文》,他认为“祭文”是在宛地写的,因此今南阳市也有个故居。至于襄阳为什么成了上学时的寓居之地呢?(1)诸葛亮到襄阳后认识了很多朋友,如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崔州平、司马德操等,据《水经注》沔水注,他们都居住活动于襄阳一带。(2)诸葛亮的大姐嫁南郡中庐蒯祺

(3)诸葛亮与河南名士黄承彦之女定了亲。作者称这是诸葛亮活动于襄阳一带的旁证。

在《纪要》中,王建中先生的发言中说,需要我们区别一下陈寿说的诸葛玄依刘表的寓居地,“躬耕于南阳”的躬耕地和亮死后百姓因时节私祭于道陌上的纪念地三地之间的关系。但是他没有详说把躬耕地与寓居地(有时又称为寄居地)分为二处的理由。

对上述的一文一发言,笔者以为:区别躬耕地与寓居地的根据不足,躬耕地就是诸葛亮在荆州的寓居地,是襄阳附近,建安十二年前属南阳邓县的隆中。理由如下:(1)《出师表》明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四句所说是一事,不能分开。“苟全”二句,明显说是在乱世隐居,躬耕则是维持隐居(也可以称作寓居)生活的手段。李兴的《碣文》中说:“昔尔之隐,卜惟此宅。”李兴也这样看,即是旁证。(2)亮本传记云:“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习凿齿《与(恒)秘书》:“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郦道元《水经注·沔水》:“沔水又东迳乐山北。昔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每所登临,故俗以乐山为名。”乐山的名字与得名由来,应该是历史上传来的,绝非郦道元虚构,这是极有力的文献资料。(3)习凿齿《诸葛宅铭》:“躬耕西亩,永啸东峦。”他也是把躬耕地和襄阳诸葛故宅看成同在一地。

至于周光林先生的宏文,全力证明李兴文中的诸葛故宅在南阳宛县,并指明即卧龙冈,是学术研究中的“双刃剑”,倘若他论文中几个论据不能成立时,躬耕地在今南阳卧龙冈说不但不能成立,倒证明躬耕地确在襄阳隆中。关于这个问题,将有专题予以辨析。

(二)诸葛亮在荆州多次迁居是否真有其事

此说亦见于《从刘弘祭亮场所看诸葛亮躬耕地》一文。其要点略谓汪介《中州杂俎》卷8云:“诸葛亮,本琅邪人,徙于顺阳之石侠口,结庐而隐。寻徙入南阳之卧龙冈。今裕州石峡口有小茅庵,唐时石记犹存。又尝寓于新野之野白岗,庄宅基址今为玉皇庙,古井尚在。南阳卧龙冈碑阴载新野地5顷,亦先贤之遗迹也。又唐县有诸葛庄,武侯之远田也,曾犁出古碑,在县西桐寨铺东,去南阳庐60里。”

细看上述资料,都出于清代的“杂俎”类著作中,所云几次迁移,在《三国志》及裴注中,连蛛丝马迹都没有,且《石记》、“古碑”,不知内容如何,怎能取以为证?诸葛亮有“远田”,还是个田庄,与“躬耕”实在大相径庭,他至少要令人代耕了。新野的野白岗的“故宅”,只古井为证,又不说古井何以为证。尽取这些来历不明的资料,完全不顾与诸葛亮长期生活在襄阳附近的大量文献资料不合或相悖,非治史“去伪存真”的研究 *** 实在缺乏说服力。,

同文中又举出叶县平山下隋开皇二年的断石幢上文字,证明诸葛亮尝居该处。近有金鸡冢,疑即亮父祖葬处。关于平山的隋石幢残文,始见于明牛凤《改正诸葛武侯祠纪碑》一文中,文日:“(余)既而游观山寺,有断石幢在焉,刻文仅数十字,中云:'此地有诸葛之旧坟墟,在高阳华里。’然后知侯之父若祖,自琅邪避地,曾寓此而葬焉。躬耕南阳,尚在其后。”据牛凤考证,石幢岁月,为隋文帝开皇壬寅物。(按壬寅为开皇2年即公元582年)

按,据牛凤文,他在明代南阳府武侯祠附近山寺,见到隋代断石幢。然而,牛凤的《改正诸葛武侯祠纪碑》,今存于平顶山市,故又有诸葛亮居住于叶县平山之说。牛凤所举出石幢上的文字,仅有“此地有诸葛之旧坟墟,在高阳华里”14字,至于说“侯之父若祖,自琅邪避地,曾寓此地而葬焉”,那是牛凤的话(据朱一玄《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引牛凤文的标点),不知是否出于石幢上文字,倘是,他为何不全引,而只引14字?总之牛凤此文,对石幢残文及石幢树于何地(北魏有两个高阳县,一属广州汉广郡,一属南广州高昌郡)均记得甚为模糊,令人猜疑。

据上引牛凤《改正诸葛武侯祠纪碑》,如果只有那14个字是石幢上有的,既不能说明诸葛亮的父祖旧坟一平顶山,也不能说明诸葛亮的坟墟平顶山,历史上姓诸葛的太多了,怎能违反历史事实地强拉扯到诸葛亮身上?如果残文中确实记载了诸葛亮父祖的坟墟在此,诸葛亮也曾在此居住,那就可以断定石幢所记,是无知的人伪造的“古迹”,因为它与《三国志》“诸葛亮”、“诸葛瑾”二传的记事不符,毫无根据地否定了亮生于阳都,葬于河县定军山,否定了亮随叔父先去豫章、后赴荆州依刘表的史实;否定了公元194年曹操二次攻陶谦,阳都遭兵燹、诸葛瑾抛弃故乡坟墓,奉继母逃往江东的史实;相信了这些,就不必研究历史了。因此诸葛亮曾居住于叶县说,违反史实,绝不可信。

最后,《从刘弘祭亮场所看诸葛亮躬耕地》中,还提到“山东临沂坊坞村的《诸葛氏祖坟碑》载:'我葛氏家于琅邪,迁于南阳'。现存的《琅邪郡全斋堂诸葛氏宗谱》云:“亮生于琅邪,迁居南阳,官于西蜀。又曰:诸葛亮次孙诸葛京次子‘(诸葛)冲携着复归故里,又还琅邪郡。’直到西晋统一全国后,其后裔才从南阳返回山东。”因为提到临沂的两种资料,笔者不得不作一些说明。

1985年,在襄樊召开诸葛亮学术研讨会,临沂代表团带去了一部《琅邪郡全裔堂诸葛氏宗谱》,配合此谱,由姜开民先生执笔撰写了《琅邪诸葛亮世家初探》一文,该文依谱而写,未暇考证谱中哪一部分由祖谱传下,哪一部分是由当代人“据史而造谱”。笔者虽同车赴会,事前未详阅此谱。会中,何炜先生代姜先生发言,聆后,对谱的内容有所怀疑。会后,仔细阅读全谱又找到苢南扳泉藏储的另一版本《全裔堂族谱》参阅,发现两个版本的《宗谱》实为一谱,乃明代初年以诸葛龙为一世,传至1962年,共18世的宗谱。扳泉谱一仍其旧,只字未添,所用的纸为修谱专用纸,纸色甚旧。葛家山谱(即携去襄阳之谱)则多出以诸葛亮为之一代,诸葛大如为37代的一部分。这部分自一代诸葛亮至三代诸葛京因有史可据,据史以写,无大错。第4代就拉了随同钟会攻蜀的诸葛绪之子诸葛冲凑数,强使他为敌国蜀诸葛京之子。自5代以后,代代单传,名字非惟不见于自晋至赵宋之史书中,且有“振兴”“中华”“自成”等似曾相识的字眼。

后详考其正文前的《小序》,始知自一代诸葛亮至37代诸葛大如,均系1962年修谱时增入的。周光林先生宏文中所引的那一段文字全在其内,乃是当代人的文字。其中“迁居南阳”句,亦是增谱者据自己的历史知识而写,大约未必弄得清楚这南阳是指建安十三年前的南阳郡还是修谱时的河南南阳县。出自临沂坊坞的《诸葛氏祖墓碑》中所说的“迁于南阳”也属于此类性质。不足以证明二文同意“南阳说”还是襄樊说。为了还《诸葛宗谱》以本来面目,1987年在临沂召开的诸葛亮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撰写《全裔堂诸葛氏宗谱之我见》一文,会前,曾交姜开民先生看过,姜先生未提出异议。

陶侃惜谷中云的翻译  第1张

总之,创立一种学说——例如诸葛亮青年时期多次迁居说,应该掌握一些经过鉴别的、确凿可据的文献资料以为佐证,才不失为学术争鸣。否则,只凭些晚出的传说,“拾到篮里便是菜”,徒自降低论文的品位,令人惋惜。

(三)李兴所写的那篇碣文,确切证明了躬耕地不在今南阳

刘弘命李兴撰写的那篇短文,本来没有题目。最早记录其事录下全文的王隐《蜀记》说是“立碣表闾”,表闾是撰文的目,立碣则说明并不是只写一通文字或者在“闾”中读一下就算忌,还刻了一个小碑,立在那里。其后《晋书·李密传附子兴专),只称“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为之文”,强调了碣文,未说为什么立碣。郦道元《水经注》称之为诸葛亮故宅的宅铭”。到了清代张澍却名之为《祭诸葛丞相文》,与立碣的本意就不符了(张澍误解了最后两句的“魂而有灵,岂其识诸”的含意,这两句只是说,“你的英灵一定会明白我这立碣的意思吧”。与祭文的套语“魂其有灵,来飨来格”或“尚飨”,用法是截然不同的)。前面说过,因为这篇小文是最早记载有关诸葛亮故居的资料,深为争鸣的双方所重视。《新编》中周光林先生《从刘弘祭亮场所看诸葛亮躬耕地》一文,就是打算凭此文证明耕躬地在今之南阳市(设市以前为南阳县)的,笔者为文与周先生商榷,不愿用张澍自我作古、名不符实的《祭诸葛丞相文》这个题目,行文中,权称之为《诸葛故宅碣文》简称碣文,望周先生原谅。

周文认为刘弘李兴所观并立碣表闾的这个故宅应在今之南阳的理由有下述三个:(1)从碣文撰写的时间看:文中“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四句,因有“听鼓鼙”句,是指刘弘镇压张昌起义事,“既然刘弘祭亮时,能够听到战鼓咚咚之声,表明与张昌的战争正在进行”,时间下限应不晚于太安二年的八月,这时刘弘驻节宛城。(2)李兴撰文的时间,必然以李兴自益州被罗尚派到荆州向刘弘借粮的时间为准。这件事,《资治通鉴》记载发生在永兴元年,错了,应该改作发生在太安二年十一月以前。(3)王隐《蜀记》记载的“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也错了,应该是在战鼓咚咚声中(后来又说是在“指挥战争之余”,大约不响战鼓了)与李兴一起到宛城附近观亮故宅。理由是“听鼓鼙”意味着那时正与张昌交战,是太安二年八月战败张昌以前的事。

洋洋洒洒一篇宏文,细读起来,反复讲的只是上述三条理由,而其关键就在于解释“听鼓鼙而永思”为“听着咚咚战鼓之声”,作为观亮故宅的时间定位的依据。其他两条,否定《资治通鉴》的记载,否定《蜀记》的记载,只是为之一条服务的。

且看看这三条理由能否站得住脚。笔者也据此三条,写出不敢苟同周先生论点的己见。

读古代文字,需要对古代文字的特点有所理解,否则会陷入胶柱鼓瑟境地,具体地说,即不顾上下文句,抓住一句,大作文章,结果发现,错的是自己。

周先生宏文把“听鼓鼙而永思”和后面的观亮故宅纳入同一时间中。实际上碣文的前六句写的乃是一个事件中三个时态合成的过程。天子命官,刘弘上任是之一时态,听鼓鼙、思先哲,是第二时态,登隆山,轼诸葛故乡是第三时态。三者所述是有关联的一件事,但却非同时发生的。把第二组句子与第三组句子纳入同一时态是不对的。

陶侃惜谷中云的翻译  第2张

首先,周先生自己的解释,便说不通。周先生一则曰:“听着咚咚战鼓之声使人深思,从而想到了诸葛亮等先贤的光辉业绩,于是就登上隆然而起的山丘,以尊敬的心情俯视着诸葛亮曾经寓居过的地方。”再则曰:“刘弘祭亮(其实早已将文字刻石要去立碣了,哪来的祭亮?硬说成祭亮,无非避免多次说到故宅这两个字而已)时,能够听到战鼓咚咚之声,表明与张昌的战争正在进行。”那末我们看一下刘弘讨张昌的战争过程,考证刘弘有没有可能在战鼓咚冬声中与李兴去“观亮故宅”吧。《晋书·惠帝纪》载,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五月,张昌反,攻破郡县,南阳太守刘彬,平南将军羊伊,镇南大将军、新野王(司马)歆遇害。六月,遣荆州刺史刘弘等讨张昌于方城,王师败绩。八月,刘弘及张昌战于淯水,斩之。这段记载是对几次战役,都记载了发生的月份,眉目清楚。缺点是把刘弘部下打的仗,都算到了刘弘身上,又斩张昌不确,实际上是把张昌赶到了长沙的下俊山,“昌众悉降”而已,这一点,《资治通鉴》胡注曾指出其误。晋晋书·刘弘传》、《资治通鉴》在细节上,又可以对《惠帝纪》的记载作如下的补充:一是《刘弘传》记载:“及新野王(司马)歆之败也,以弘代为镇南将军。”二是《资治通鉴》记载在刘弘任镇南将军后派陶侃、蒯恒、皮切等进据襄阳,他自己则驻宛。三是《资治通鉴》记,六月,张昌并军围宛、败赵骧军,刘弘退屯梁。昌进攻襄阳不克。八月,刘弘遣陶侃等攻昌于竟陵(今湖北天门县境),大破之,昌逃于下俊山,其党悉降。这样,整个讨张昌之战的过程就清楚了,即太安二年五月张昌叛,杀司马歆。六月刘弘代首为镇南大将军,他自己驻宛,派陶侃等驻襄阳。张昌全军攻宛,在方城打破赵骧军,围宛,刘弘退兵到梁。张昌攻襄阳不克。八月刘弘令陶侃等攻张昌于竟陵,大破之。昌走长沙。

理清了上述头绪,就知道,天子命刘弘于沔之阳不久,张昌就围宛。刘弘听到咚咚战鼓之时,他已不敌,退往梁地(属汝南)去了。我们说周先生的说法说不通,一般地说,两军作战,闻鼓而进,闻金而退。战鼓咚咚,双方作战正酣,主帅那有闲情去“观亮故宅”?具体地说,这一战,刘弘听到咚咚战鼓声时,他已经被张昌围在宛城,无暇“观亮故宅”,等到突围而出(刘弘传,惠帝语书指明“宛城不守”)时,大约也不会不顾追兵,去看什么诸葛亮的故宅了。

其实古人作文,时常用典。稍微熟悉典故的人,就会知道“闻鼓鼙而永思”用的是《礼记·乐记》的典故:“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永思”二字,可以证明这一点。一定要落实到双方战斗正酣的咚咚鼓声,只能推翻了自己所假想的“刘弘祭亮时,能够听到战鼓咚咚之声,表明与张昌的战争正在进行”这个说法。

既然在咚咚战鼓声中“观亮故宅”的说法不能成立,那么究竟刘弘和李兴何时和到何地去观宅和立碣的呢?

这本来已经有了明确的记载,王隐《蜀记》写明:“晋永兴中,镇南将军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键为李兴为文。”还有一个有力的旁证,因为“为文”的李兴,本是益州罗尚派去荆州向刘弘求援的,他在荆州的时间不长,观亮宅并为文立碣,就必须李兴到荆州后才能进行。《资治通鉴》在永兴元年正月条下详记此事:“罗尚(为李雄所败)逃至江阳,遣使表状。诏尚权统巴东、巴郡、洛陵以供军赋,尚遣别驾李兴诣镇南将军刘弘求粮,弘纲纪(刘弘军府中的参佐官吏)以运道阻远,且荆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与尚,弘……以三万斛与之,尚赖以自存。李兴愿留为弘参军,弘留其手版而遣之。”这段记载包括了时间不同的三件事,即罗尚派李兴去荆州,李兴办好借食的事,愿留在刘弘手下为参军及刘弘留李兴手版遣他回罗尚处。派李兴去刘弘处及办好借粮的时间均可以考出,即(1)《华阳国志》“大同志”:“太安二年国十二月,(罗)尚粮运不继。

派遣李兴去荆州动身当在此时。(2)太兴元年正月,李兴到达襄阳(刘弘时已以荆州刺史的身分到襄阳,并且斩了与他争荆州的张奕),办好了借粮的事,并留下任弘参军(王隐称之为太傅参军乃小失误,不影响整个事件的真实)。二人同观亮故宅,当在此时。至于刘弘因罗尚要李兴回去(见《晋书·李密传》)而留下手版遣兴回益州,乃是以后的事,不过也不会时间隔得太久。《蜀记》及《资治通鉴》的两个永兴年代(一云“永兴中”、一系事于永兴元年),是写作《碣文》年代的更好证明。永兴时刘弘已不居宛而移军府于襄阳,张昌已远逃,这时,与李兴相惜去20里以外的隆中立碣表闾,已成为考证诸葛故宅(即躬耕地)的“过得硬”的证据,《晋书·李密传》记得非常清楚:“兴之在弘府,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俱为之文。”李兴是在刘弘的军府内,受命为弘同时撰写了诸葛亮和西晋初镇守襄阳大将羊枯(倘若二人不同在襄阳,就不会立羊叔子碣了)两篇碣文。周光林先生的宏文用了很大篇幅来否定《蜀记》与《资治通鉴》,其说无法成立。

否定《蜀记》,便用了那咚咚战鼓作为系年证据。没有考证刘弘听咚咚战鼓乃被围于宛城之时,大不宜于游观亮的故宅,否定《资治通鉴》所记,用的力气大些,办法是考证李兴到荆州求粮的时间是太安二年。周文引《晋书·惠帝纪》说李雄攻罗尚事在太安二年十一月。但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在这里有个注,说:“李雄自郸城攻益州刺史罗尚,《华阳国志》、《资治通鉴》85均谓此事在闫十二月。此脱书月。”中华书局版《晋书》中的《出版说明》,是国家委托整理《二十四史》的最权威的晋史专家写的,其中曾论《晋书》多误,说:“由于《晋书》成于众手,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前后矛盾,失去照应,叙事错误、疏漏,指不胜屈…至于叙事中人名、地名、官职、时间地点的错误和歧异就更多,一部分在校勘记里已经指出。”可见这里的十一月以后还应有个十二月及闰十二月(见(资治通鉴》)。《惠帝纪》脱漏了,故校勘记说,“此、脱书月”。周先生似乎知道这里纪月有问题,他也看到了《华阳国志》那条资料。说:“《华阳国志·大同志》云,在太安二年的闫十二月,(与《惠帝纪》的十一月)稍有出人。”但是,既引了太安二年闫十二月,为何不引用下面的“尚粮运不继”5个字(因“粮运不继”才有派李兴去刘弘处借粮的措施)?从无视《晋书》注,到不引这5个字,只有一个解释,周先生尽量把李兴来荆州的时间提前些,以使他的太安二年说得以成立,用以否定永兴元年说。但是即使如他说的李兴于太安二年十一月到了刘弘处,咚咚的战鼓声也早已听不到,仍然足以否定他的对“听鼓鼙而永思”所作的解释。这个解释不能成立,故宅在宛城说便失去了根本论据,反而证明了襄阳说是不可驳倒的。

除了改闫十二月为十一月以外,周先生还对永兴元年说亦即《资治通鉴》记李兴借粮于永兴元年一月,提出了疑问,即从罗尚派遣李兴,到李兴到荆州,到刘弘部下筹集3万斛粮运益州,到李兴留刘弘处为参军,到罗尚要求遣返李兴,到刘弘实际遣返李兴。这些事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完成。

问得好,但问题却也容易解答。《华阳国志》记太安二年闫十二月罗尚缺粮,他自然就在这个月派出李兴求粮。李兴于一个月后亦即永兴元年正月,到荆州办成这件事,粮食运出了,他算完成了任务。救兵如救火,一个月完成了罗尚交办的事,依照当时的情况看,完全是可能的,至于李兴何时被遣返,正如他何时由益州动身一样,依《资治通鉴》记事的习惯看,不必详记。因为所要记的乃是刘弘以3万斛粮接济罗尚的事。罗尚缺粮、李兴一路行程及后来遣返李兴,只作为前因后果顺便在记事中提上一笔。这种记事法,《资治通鉴》内例证很多。幸而有《华阳国志》的“尚粮运不继”记载,我们可以考证出李兴由罗尚处动身的日子。至于李兴何时被遣返,何时回到江阳见罗尚,已无法考证。反正李兴只有永兴元年正月才能见到刘弘,而刘弘当时已进驻襄阳。二人共同观亮故宅,是在办妥了借粮的事以后。至于在正月几日观宅立喝,无关宏旨,也不必考证了。

据上面的论述,如果没有更确凿更具体的资料足以驳倒鄙说的话,就只能说,据王隐《蜀记》及李兴《碣文》,反证周光林先生是凭着曲解文义及历史纪年的 *** 得出诸葛故宅在宛县的结论,这个结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四)李、王二先生的南南(阳)分界说宏文洋洋洒洒,惜在关键处缺乏文献佐证

李兴《碣文》之后,更清楚地写明诸葛亮家在襄阳城西20里隆中的,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它首次提出该地属南阳郡邓县,说得如此明白,要驳斥它,只有两个 *** 。一是干脆来个不承认主义,或说《汉晋春秋》不是正史,没有史料价值。或说习凿齿是襄阳人,可能会替襄阳说话。总之,“说你错,你就错”,不需要什么文献资料证明。二是认真作些考证工作,采取真正的学术争鸣方式,凭资料之确凿与否、论证能否站得住脚,以分清正与误。欣然见到《新编》《浅谈南南(阳)两界的分界问题》及载于1996年7月4日《南阳日报》的由李兆钩、王建中二先生执笔的《秦汉南南(阳)两郡分界的地理学研究》(副标题为《兼证诸葛亮躬耕地必在汉水以北南阳郡内》)二文,觉得都是进行学术研究的成果,换一个研究视角,从地理学研究切人,虽然是走偏锋,然而 *** 新奇可喜,是属于第二种研究 *** 的论文。笔者齐东野人,有研究历史之兴趣,无党同襄阳的嫌疑,但认真读了二篇宏文(特别是后一篇)之后,又着实有不少异议,特写出与二先生商榷,语言虽质直了些,谅能为二位先生雅量所容,下面为了避免行文沉赘,简称宏文为“李文”,并非有意无视王先生的著作权,幸乞谅之。

李文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这是因为李文举不出真正具有说服力的文献资料来支持它的结论。结论是凭臆测得出的,所以虽然多次重复结论,每一次都没有说服力。

概括地说,李文全篇中贯串着下述一个三段论的模式,即(1)东汉(建安十三年以前)时,荆州的南郡和南阳郡必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2)汉江茨河至张家湾段,是南郡与南阳郡的分界线,汉江南属南郡,汉江北属南阳郡;(3)隆中既在汉江南,就不属于南阳郡。诸葛亮自己说,躬耕于南阳,可见不会是躬耕于隆中,应当在汉江以北的南阳郡属地中去找躬耕地。

李文从秦初、西汉、东汉(建安十三年以前)、曹魏四个时期探讨南郡、南阳二郡的分界线,而特别着重提到汉江中茨河至张家湾一段,是两郡的分界线,也是襄阳县与邓县的分界线。几乎在每一朝代二郡地理情况的介绍和结论部分,都重复一遍。但是细读上述文字,有一个感觉,便是四个时期都只作了一些设郡及全郡包括哪些县的一般性叙述,接着便强调那条所谓的“分界线”。哪些文献资料证明这条分界线呢?没有。下面,依照李文次序验证一下我们所说的缺乏文献资料,是否属实。

首先要说明一点,探讨隆中地方东汉(建安十三年以前)属不属于南阳郡邓县,不纯然属于自然地理范畴,而是(主要方面)属于历史地理范畴了。历代州、郡、县等行政区域的辖区范围,有沿有革,所谓革,包括区划的省、并、改、增和名称的变化。为了求真及不被不同时代的变迁弄昏了头脑,本来,只须集中力量考察东汉(建安十三年以前)南阳郡邓县的一段区域是否划在汉水以南就可以了。李文却向上追溯到秦代,向下涵盖了曹魏,笔者便不得不随着上下驰骋于四五百年之间,非故意多写些原来不需要论证的文字,盖不得已也。

(1)秦代

李文先说:“秦初置南郡时,其政区不见文献记载……秦初置南阳郡时,其政区亦不见文献记载。”这样,原不必进行考察了。但却又说:“根据楚鄙与周边县邑的关系,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楚越地图,南郡的范围大致在汉水(南郡谷城茨河——襄阳张家湾)以南,溠水以西,郢城以北,巫山以东地区。”“秦置的南阳郡是由楚置的宛郡演变而来的……辖宛、犨、叶、阳城、郦、析、丹水、穰、酂,筑阳、山都、胡阳等县。”又说“汉水……唯谷城以下茨河至襄阳张家湾呈比较典型的东西流向……”所以《释名》进一步指出,南阳“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焉”。这是李文的主要根据。下面便是结论了:“不管南南(阳)两郡在汉水其他地带是如何穿插,在茨河至张家湾段是经纬分明的。汉水事实上是南南(阳)两郡和襄、邓两县的天然分界线。”

先就南郡的文献资料而言,除了“楚郢与周边县邑的关系”这个谁也没见过的“文献”外,就只有《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楚越地图。就南阳郡而言,作者突出了汉水是分界线,根据是《释名》那句:“南阳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然而这一来就有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出现了。仍然是《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图9~10山东南部诸郡部分,南阳郡界和汉水都画得清清楚楚,在郡的西部,今均县以西,大段汉水基本上呈东西走向,略作西北向东南(和今隆中以北一小段呈西北、东南差不多),其南面有一大片土地属于南阳郡,那可不能算是居阳地,无论怎么说也是居阴地(水南),然而却属于南阳郡。因此,以汉水作为两郡分界线是没有文献根据的,也在事实上说不通。

再考察一下结论部分。,首先,“不管南南(阳)两郡在汉水其他地带如何穿插……。”这种提法不但不严肃,而且也有“不利于己的文献便不提”的成分,直白地说,汉水本不是南南(阳)两郡的天然分界线,两郡土地穿插于汉水南北的越到后来(两汉)越明显,因此为了维持凭臆测而得出的结论,不得不把汉水分界缩小到茨河至张家湾这百里的一段,不管(有意避开)其他地带(不管在那里汉水如何穿插)了。其实,前面作者自己说过两郡的“政区不见文献记载”,本来不必写秦代这一部分,但为了先把“茨河至张家湾段是经纬分明(很费解,不知是东西流向分明还是作为分界线分明,如作后者解,便不那么分明),汉水事实上是南南(阳)两郡和襄邓两县的天然分界线”这个结论塞给读者,竟然不顾自己举出的两个根据互相矛盾,也不顾秦时尚无襄阳县的建置这一事实,又说出了“襄邓两县的天然分界线”这样的无稽之谈来。

(2)西汉

李文在西汉部分列举了两郡各有哪些属县,接着用自己的话作了令人怀疑的介绍:“南南(阳)两郡毗邻的县是襄阳、中庐和邓县……与襄阳隔江相望的是樊城……西汉时属南阳郡地。与襄阳隔江相望的还有南阳郡的邓县……邓县与襄阳县虽然相去不远,但却有天堑汉水相隔。”下面又是那个结论:“所以,汉水(茨河——张家湾),事实上是西汉南南(阳)两郡和襄邓两县的天然分界线。”

叙述部分有小小的模糊处,例如说两郡毗邻的是襄阳、中庐和邓县,倘说邓县在汉南有一小片土地(隆中),可以和中庐毗邻,是可以的。如果像东汉部分说的邓县与中庐隔一衣带水,那就不对了(理由详东汉部分)。又说与襄阳隔江相望的樊城西汉属南阳郡,也不知何据。因为樊城之名始见于东汉,所以《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荆州部分没有樊城的名字。这一部分主要的问题有二:一是只根据襄、邓二县有“天堑”汉水相隔,便得出屡次提出的那个结论来,仍是全凭推测,没有文献资料作根据。二是西汉时,南阳郡已有武当、筑阳两县在汉水西南部,就是说,在秦以后,南阳郡仍然是跨汉水两岸的,“天堑”不是天然分界线。

(3)东汉

建安十三年以前的东汉,应该是研究两郡分界线的重点时期,因为毕竟诸葛亮躬耕发生在这一个时期。但是李文写东汉,所用的字数比其他三个朝代都少,而且用了一半的篇幅列举南郡和南阳郡的属县,涉及所论证课题的实际内容,只有下面的一段文字:

南南(阳)两郡相毗邻的县除了襄阳和邓县外,还有中庐县。石泉同志在《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一书中指出:“汉魏六朝的中庐县既不在今南漳县的东北,也不在今襄阳县南,而当在今襄樊市西30公里泥嘴镇西的翟家垭子附近(下面考证流过中庐县北的维水入汉水处,从略)。如是,南阳郡的邓县不仅与南郡的襄阳县隔江相望,而且与南郡的中庐县一衣带水。因此,汉水(茨河——张家湾),事实上也是东汉建安十三年前南南(阳)两郡和襄、邓两县、中、邓两县的天然分界线。”

比较起西汉部分来,没有根据任何资料而作出“天然分界线”的研究 *** 是相同的,但是多出了一个中庐县位置的考证及作出汉水也是中、邓分界线的判断。

前面说过,建安十三年以前的东汉时期应该是需要研究的重点时期,因为李、王二先生撰此论文的主要目的乃是证明汉水南面的隆中不属于南阳郡邓县,从而确立躬耕地在南阳之宛县的说法,南郡、南阳的分界线不过是研究切入点而已。秦、西汉两个时期拿不出作者认定的两郡分界线的文献证据,倒可以置之不论,东汉这一段拿不出证据来,全篇论文没有支点,就会自我否定,因为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研究,离开证据是不行的,而带有自创性的研究课题,更得有确凿可靠的证据作论据,才可以得到承认。

其实,文献资料是有的,直接资料,间接资料都是有的,而且不只一条,只是,这些文献资料足以否定李文一再重复的汉水茨河至张家湾段是南南(阳)两郡的分界线的结论。作者虽渊博,也明知有这些资料,却有意不予提起,不但不提,而且在曹魏时期部分写下了不合史实迹近混淆视听的话:“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据下文,指公元237年)至今,还未发现南阳郡之邓县辖汉水以南隆中的记载。”

下面,举出直接资料(间接资料即孔明故宅在襄阳西隆中的好几条六朝的文献资料已见前文,故从略),这些资料在本文的之一部分《早期资料毫不含糊地说躬耕地在隆中》中已经列举过,这时再举出,旨在据以分析李文的结论不能成立。

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之二十里,号日隆中。”资料文字不多,主要的方面却说得极清楚:“亮家于”,界定了亮躬耕陇亩的时间及居住地。“南阳之邓县”,郡县交待得都清楚明白。“在襄阳城西之二十里”句,已经点出此地在汉水南,正当茨河至张家湾段,至于《汉晋春秋》在晋时的史料学地位,前面已经分析过。这就证明:汉水(茨张段)以南有一块属于南阳邓县的辖地,作者没有文献根据的结论从而被否定了。《汉晋春秋》写作时间略晚于《三国志》、早于《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大段大段地引用其文字。与李文无文 所献根据的结论比,哪个说法更可信呢?

附带说一句,这条资料,也是对李文迄今尚未发现南阳郡之南辖汉水以南隆中的记载的说法的否定。李文这句话,说得是不是有些轻率呢?

又,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襄州襄阳县”条:“诸葛亮宅,在县西北二十里。”“山南道”二条:“万山……在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邓县分界处。古谚云:‘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前面曾分析并举文献资料证明,吉甫此书,实保留了隋代以前舆记图经的佚文。就这两条言,之一条称:“襄州,显然是唐代州县建置,未说明诸葛亮宅与周边郡县的关系,难考其所指年代。”第二条就不同,首先说万山是与南阳邓县分界处,又说襄阳无西,就可以证明这是保存下来的东汉建安十三年以前的资料。因为(1)提南阳邓县而不提襄阳邓县。据《晋书·地理志》,建安十三年曹操尽得荆州之地后,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邓县改属襄阳郡,今说南阳邓县,显然指建安十三年以前的建置。(2)襄阳无西,自然是指襄阳县西境到万山为止,再西则为邓县。是襄阳县而不是襄阳郡“西界促近”。这项资料不仅证明了东汉建安十三年前汉水茨河张家湾段以南有南阳郡邓县地,还明白指出汉南襄阳、邓县分界处在万山。

上举两项资料记载得何等明确啊!据此资料,不但否定了汉水天然分界线说,还否定了襄阳邓县隔江相望说。这些资料不难查找,特别《汉晋春秋》那一条被引入《三国志·诸葛亮传》中作为“躬耕陇亩”的注,研究躬耕地所在,不是更好的资料吗为何屏而不用呢?

李文又提出了一个中庐县的位置问题,其目的在全文的第六部分亦即总结部分,作了具体的说明:“邓县的所以不辖汉水以南隆中,除了襄阳、中庐二县相距太近……其中无邓县可过汉水插足的地方外,主要还是由于汉水阻挡的原因。”

所谓“汉水阻挡”问题的不合历史事实,前文说得够多了,不再赘述。现在探讨一下东汉(建安十三年以前)时中庐县确切的地理位置。《后汉书。郡国志》“南郡·中卢侯国”条,刘昭注引(襄阳耆旧传》曰:“古卢戎也。”《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卢县”条:“古卢戒地……故城在今湖北襄阳县西南。”《左传》文公十四年“庐戢黎”,杨伯峻注:“庐、楚邑名,当在今湖北省南漳县东50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南漳县”下“中庐城”条:“县东北50里。”襄阳西南与南漳东北是一个地方,《中国历史地理图集》自西汉至东汉、三国三个时代,中庐县均在襄阳西南,它的县境向北,根本达不到汉江边。它北境与襄阳及邓县汉江以南部分接界,所以根本不存在襄阳与中庐分布在汉水南岸中间插不进邓县过汉水插足的问题。再看一下郦道元《水经注沔水》部分,在叙述沔水东过山都东北、又东……谓之交湖之后接着叙述“又东迳乐山”,“又东迳隆中”,再后面便是“又东过襄阳县北”(提前写入湾水中),可知在沔水之南,从西往东,经过的县境顺序是武当、筑阳、山都、邓县(以上都属南阳郡)、襄阳(属南郡),中庐县倘说与南阳郡交界的话,只能与汉水南的邓县属地交界,它的辖境未达汉江边。

(4)曹魏时期

本来研究东汉建安十三年以前南南(阳)两郡分界问题,不必涉及曹魏时期,因为建安十三年以后,曹操分南郡北立襄阳郡(李文定魏文帝时或魏明帝景初元年即公元237年才立襄阳郡,误。参考《晋书·地理志》刘备、孙权、曹操三分荆州九郡,各得3郡部分),以后便不再是南南(阳)分界而是襄阳、南阳两部分界的问题了。但是李、王二先生偏偏加了这蛇足一部分,为什么呢?

细看李文,觉得其目的只是为了加进下面一段话:“曹魏设立的襄阳郡则是一个跨汉水两岸的新郡,它既管汉水的以南原南郡襄阳县、中庐县,又辖汉水以北原南阳郡的邓县,这是邓县在归汉水以北南阳郡管辖509年之后之一次归汉水以南州郡管辖的记录,从此以后,南南(阳)两郡便被一分为三,汉水自此失去了南南(阳)两郡的分界作用。”

要评论这一小段文字,不得不涉及到研究 *** 的问题。此段文字有两处有悖于一般公认的研究 *** ,另有一处叙述不全面。兹辨析于下:

一是李文的:“襄阳郡则是一个跨汉水两岸的新郡……之一次归汉水以南州郡管辖的记录。”这一小段文字,实际上是一个“偷换概念”的表述法。它所要证明的,本是南阳郡的邓县并没有一部分县境在汉水之南这个概念,行文中却改为邓县(实指县治所在地)在曹魏设立襄阳郡前一直归汉北南阳郡管理,设襄阳郡后才归汉南州郡管理的另一个概念了。不错,设襄阳郡以前,邓县一直归汉北的南阳郡管理,但是汉南一小部分土地隆中一带,如上文用了大量证据证明的也归汉北的南阳郡管理,这与襄阳郡(曹魏时)跨不跨汉南北没有丝毫关系,也得不出什么“从此以后……汉水失去了南南(阳)两郡分界的作用”的这个结论,因为邓县既早有部分辖地在汉南,汉水无论哪一段就都不是南南(阳)两郡的绝对分界线。

二是李文的论证 *** 是:用自己推测得来的结论甲,再证明由此导出的另一结论乙。这种 *** ,以已证己,运用起来固然省力顺手,不必搜集有关的文献资料,也不必鉴别资料(更省力的 *** 是将那些不利于此的资料一句话否定掉),但也有个避不开的结果,即如果甲根本不能成立,乙也必定是个错误的结论。

这里说的甲,指“汉水(茨河——张家湾)事实上是南南(阳)两郡的天然分界线”,乙是“诸葛亮躬耕地必在汉水以北南阳郡内”。笔者曾大量举证证明汉水(茨河——张家湾)并非“天然”的两郡分界线,也非绝对的两郡分界线,而是南阳那邓县的隆中地区位于汉水以南,亦即南阳郡辖土有一部分在汉水以南。甲结论已被攻破,那么乙结论失去了论据,除非另找站得住的论据,否则乙结论即不能成立。而且甲结论恰恰是在与要证明的乙结论有关的部分,即在隆中属南阳郡邓县,从而否定了汉水的天然分界线这一部分出了问题,怎么再能拿它去证明乙结论隆中不属于邓县呢?

至此,对应商榷的问题,笔者已经写出了要说的理由。但是,还有一点不能已于言的话。李文在最后有这么一段:不禁使人要问:汉时的襄阳县为什么不能管其西20里的隆中?中庐县为什么不能管其东8里的亮家?而又为什么非由南阳郡的邓县渡过汉水,翻过阿头山去管隆中呢?这样的问题,除了汉代负责设置郡县的人以外,任何一个与两位先生商榷的人都无法回答。那么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助于为自己的结论服务吗?这样的设问岂非有点多余。

而就在这设问中,作者独特的研究 *** 再一次出现了:(1)作者说,隆中在中庐县东8里处,这就与多种记中庐县位置的资料及《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标示不合(前文已予列举,不赞)。(2)说从江北的邓县(东汉的邓县,非今之邓县。今之邓县东汉为和隆中,除了渡过汉水外,还得翻过阿头山,这也是臆想。就是作者提到的石泉先生,在《诸葛亮躬耕地望辨析》一文中,记下实地考察的结果:“石泉曾在隆中住过几个月。隆中山……南北走向,山脚下是一条与山平行的纵谷,其北段有狭长的河谷平原,中有清澈的小河,蜿蜓北流出谷,在广德寺以北、千山西淹入汉水。对岸东北方不远(十里左右)就是邓城遗址......邓县故城所在。从隆中顺河谷北行,渡汉水到古邓县城,道途近便。”作者设想的“翻过阿头山”的蠢笨走法,也是不存在的。

其实,一郡分治两岸及一县(邓县)分治两岸,交通上的不方便,未必那么大,汉水既不是“天堑”,也就不是“天然”分界线,这里除了石泉先生亲身考察可以为证之外,还“有书为证”。《水经注·沔水》,记载了沔水又南过筑阳东后,顺序是,“又东过山都县东北”,查一下《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部分的荆州图,山都在汉水南,已经离今之茨河很近了。再下面是“沔水又东偏浅,冬月可涉渡……兵戎之交,多由此济”,再往下立刻接上“湾水又东经乐山(诸葛亮登临作《梁甫吟》之山)北”、“河水又东径隆中”。可以证明那个“又东偏浅,冬月可涉渡”之处,正是石泉先生说的“顺河谷北行,渡汉水”之处,并且渡过去,10里就是邓县城。因此,邓县管辖隆中,并非很不方便的事。再说,在汉水南面,隆中往西便是山都县,再往西(偏北)是筑阳县,再往西(偏北)是武当县,都属南阳郡辖区,南阳管辖这一大片土地,并未因隔着汉江有所不便。有那么大一片南阳郡属地在汉南,就很难说汉水是两郡绝对的分界线。还是已故的历史地理学权威谭其骧先生说得精确而客观:“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不能简单地完全以自然山水为界来划分。南阳郡和南郡这一段基本上以汉水为界,但也有犬牙交错的地方。隆中在沔水以南,但它却归南阳郡管辖。历代行政区划按自然山水为界而又有例外的情况是很多的。”(见《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第6页)用谭先生这段话作为考察东汉(建安十三年以前)南南(阳)分界的结论,作为我们彼此商榷的共识,不知李、王二位先生是否同意。

王汝涛 1921年生,河北文安人。1948年毕业于南京国立政治大学。1986年评为教授。离休后,仍任山东省历史学会顾问、琅邪文化专业委员会会长,临沂诸葛亮研究会名誉会长。已出版及公开发表的专著和论文约一千万字左右,其中有长篇历史小说六部及主编的《诸葛亮研究三编》、《金秋阳都论诸葛》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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